志愿者，要奉献也要回报
在北京鼓楼西大街一个不起眼的四合院里，有一家志愿服务机构，这就是翟雁创办的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在这个月租800元钱的小屋子里，翟雁和她的同事们招募并培训了大批的志愿者，并和这些志愿者们一起，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服务。
■ 本报记者 胡丽波 文/摄
一块“创可贴”的启发
在创立惠泽人之前，翟雁做过13年的志愿者，她说，志愿精神早已经融入了她的日常生活中。上个世纪90年代初，志愿者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而接受这个概念，翟雁说是一个偶然。
那是在1989年，翟雁带着两岁的女儿去深圳出差，刚一出火车站，女儿就摔破了膝盖，哇哇大哭。翟雁手里拿着大包小裹的东西，不知道如何是好，无奈之下，她只好向周围的人求助。“看热闹的不少，就是没人过来帮助我，当时心里特别着急。”
就在翟雁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对老夫妻出现在她面前，老先生掏出一张创可贴，轻轻粘在孩子的伤口上，老夫人把剩下的几张也全给了翟雁。“当时我还没见过创可贴这种东西，以为价钱昂贵，要给他们钱，但被坚决拒绝了。”
“我当小儿内科医生有近１０年了，做过非常多的‘医疗援助’。可是人们急迫需要的医疗援助，却不一定是医生给予的，一个陌生人的举手之劳，有时可以解 燃眉之急。”翟雁若有所思地说，“做人一定要怀有感恩之心，受到了别人帮助，再反过来帮助他人。”这件事让翟雁领悟到了助人是快乐的根本。
从此以后，翟雁一直在寻找做志愿者的机会。1990年起，她开始在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做青少年辅导义工，1995年回到北京后，她又在北京红枫妇女心理热线做志愿者、督导和志愿者管理人员。
志愿者工作不仅需要大量精力的投入，还意味着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1999年，她干脆辞掉其他工作，成为北京红枫妇女心理热线的全职志愿者，而且越干越上瘾，2003年她又创办了“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在开通热线解答人们心理问题的同时，还培训志愿者为社区服务。
志愿者因压力辞职
惠泽人成立以后，翟雁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鼓足干劲，开始了志愿服务工作。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条路还没走多远，就被自己绊了跟头。
2005年的年底，翟雁去菲律宾参加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当她和往常一样，兴冲冲地带着糖果和小礼品回到北京时，却发现同事们变了。“那天他们都 绷着个脸。我一个月没有见到他们，特别想念他们。但是那天没有人跟我有很亲热的表示，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但我没敢吭声。”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一年，但翟 雁没有忘记让她难过而又痛心的情景。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翟雁陆续接到了三位同事的辞职信，还没弄明白同事们辞职的原因，又一个人向她提出了辞职，这时，翟雁彻底绝望了。当翟雁在追问同事 辞职的原因时，得到的答案让翟雁接受不了——假人本。翟雁和同事们经常提人本主义，教育同事们在志愿工作中要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内心需要。然而同事却反 映说，翟雁是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工作量很大，她强劲的工作作风给同事们带来了很大压力。那段时间，同事们普遍都感到焦虑、紧张，难以承受工作的压力，而翟 雁却对此一无所知，不仅不关心同事们的内心需要，还不断对同事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志愿者从事的就是爱心事业，我这么拼命工作，连自己都不懂得爱 惜自己，又怎么能去把爱心献给别人？她们认为我根本就是‘假人本’。”翟雁无奈地说。
同事们的集体辞职事件让翟雁彻底思考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做过心理分析之后，她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更不是同事们说的“假人本”。她说：“我觉得 这项志愿者工作，是真正尊重了我的意愿，在和人互动的时候，不管多苦、多累，我都能看到志愿工作背后的闪光点，越苦，闪光点就越亮。这是我的选择，我的价 值观，也是我的生活。”
不拿工资惹争议
到底是做一个玩命的志愿者，还是做一个轻轻松松的志愿者？翟雁和同事们在理念上的差异和她的坚持己见，几乎让惠泽人走向灭亡。而且，这仅仅是翟雁和同事们众多分歧当中的一个。
另一个分歧点在于翟雁的工资，按照翟雁的岗位，她每个月的工资是1000元。但是，在惠泽人，有9位全职工作人员，翟雁是惟一一个不拿工资的人。对 此，翟雁解释说，之所以坚持不拿工资，是因为惠泽人目前的财政还很困难，她希望能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那些更困难的弱势群体。“所以我老跟他们讲，我说 你们不要跟我比，你们拿钱是正当的。而且，将来我们还希望，机构发展得更好，能够给你们有更多的经济上的回报。”
多次劝说无效后，同事们难免会有一些想法。“她也是志愿者，我们也是志愿者，我们拿着工资，但她不拿，别人会想，我们就不是志愿者了？”“很多人都觉 得，志愿者就不应该拿一分钱的酬劳。但我们现在是全职在做这份工作，我们奉献了很多，但我们拿到的酬劳并不多。我们把少拿的那一部分当成是奉献了，这也算 是一种志愿精神吧。大家都拿了，她不拿工资算是怎么回事嘛。”
尽管翟雁知道自己不拿工资会给同事们带来压力，但她表示：“到现在，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但从我的理念上来讲，我是很坚定的，我不能拿工资。”
做志愿者只能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次辞职事件中，翟雁没能挽留住一些坚持要走的同事。作为惠泽人的创办 者之一，翟雁的老朋友时乐在翟雁的一再挽留下，留了下来，但她执意退出了机构的管理层，成为一名普通的志愿者。她说：“由于工作量太大，我已经累得没有能 力工作了，我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如果做到身体累垮，不要家庭，不要孩子，不要自己的生活，不要自己的父母，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志愿者的状态。”
现在，时乐每周只需抽出三四天的时间，来惠泽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她说，现在这种状态让她很放松，“其实志愿者，只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除此之 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生活。比如我喜欢摄影，每天在新浪的摄影论坛里边泡着，跟那些人学习摄影技巧。我喜欢旅游，会照很多相片，然后发给大家。喜欢读书，喜 欢跟朋友一起喝茶等等。再加上这份志愿者工作，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才是最美好的。”
虽然有很多的分歧，但在翟雁和同事们共同的努力下，惠泽人还是走到了今天，并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翟雁说，成立了惠泽人之后她才发现，志愿者工作最难 的部分不在于怎样去帮助弱势群体，而在于如何组织协调好机构内部的关系。很多志愿者机构就是因为没能及时调解内部的矛盾而消亡了。为了帮助其他的志愿者机 构更好地成长和发展，从去年开始，翟雁把工作的重点转到了志愿者机构的管理培训上。到目前为止，翟雁所在的惠泽人是全国惟一一家从事这种服务的机构。
政府购买NGO样本之一：惠泽人的社区矫正
政府购买NGO的扶贫服务，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不是第一家，更不是唯一的一家。?\-西省村级扶贫规划 试点项目目前共有11家非政府组织承接实施，如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事实上，政府购买NGO的服务已不仅仅局限于扶贫领域，还 涉及到其他领域，如针对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以及对外来媳妇的就业技能培训项目等。
2004年5月，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简称“惠泽人”）在东城区东华门街道成立了“社区矫正基地”，街道和东城区司法局提供两间办公室，并每月付费800元给惠泽人提供的一个志愿者作为工资。
“这算的上是第一例，现在这个模式已?\-推广开来，叫‘社区矫正中心’。”惠泽人的创办者之一翟雁描述了这个“政府购买”机制的最初形态。
与东城区司法局的合作，始于2003年7月《北京晚报》对“社区矫正”的报道，此时正值北京市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把罪犯放到社区进行矫正，司法局急需心理学背景的人辅导，就这么简单，我们找到司法局”。这一举措却出人意料地让惠泽人走上了探索“政府购买”的道路。
最 初，司法局对NGO“操办”社区矫正并没有完全放开，“政治上不信任”，同时也对惠泽人能否胜任还“将信将疑”，但惠泽人开出了有诱惑力的“免费试验”的 条件，令司法局难以拒绝。2003年10月，双方签署了为期一年的试验项目?\-议。同时，惠泽人开始主动学习了解有关“政府购买”的知识，还到社区做调 研，向专家请教，翟雁甚至借赴美访问的机会了解异国的?\-验。?\-过向政府人员解释、传递相关理念，惠泽人最终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东城区“放手”。应该 说，惠泽人的试验，为次年东城区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打下了基础。
2004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司法系统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整合并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和 社会资源，开展社区矫正心理服务项目，结果惠泽人中标。《公益时报》一篇报道认为，惠泽人此前做出了种种努力，最终使得“政府购买”得到司法系统的认可。 而且惠泽人在竞价方面大大优于其他对手，所以中标也在理所当然之中。
然而，“（试验期间）给惠泽人的800元这部分钱，并不是属于购买性质的，根 本就没有纳入到财政预算里面。”后来翟雁才得知，政府采购的运作需要建立一个非营利注册的组织来对接政府购买所拨付的资金。这种情况后来促使司法局在 2005年3月成立了一个民办非企业机构――东城区阳光社区矫正中心，惠泽人心理矫正工作室就设在中心下面，以此解决资金拨付的“平台机制”问题。北京东 城司法局以每年7万元向惠泽人购买心理矫正服务，主要用于惠泽人3到4名工作人员的工资。有媒体曾对此评价，“这是北京社区矫正工作中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 的里程碑，在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领域，也是首开成功先例。”
“我们想探索一种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机制”，即便惠泽人退出后，“还会有更多的NGO加入进来”，翟雁说。
显 然，致力于推动志愿者服务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惠泽人并不想停留在简单的社区矫正购买服务上，成为政府项目的“打工者”，而是“另有所谋”。惠泽人的介入使社 区矫正的主体力量由司法局变成真正的NGO。“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去GO（Government，政府）化，其实就是去掉政府的背景色彩”。
在惠泽人的推动下，行政性的力量从阳光社区中心撤离，转而由招募来的社会专业人员来替代。这时惠泽人的4名志愿者也进入其中，通过竞聘阳光社区中心的主任，承接整个矫正中心的工作，从而变成纯草根的组织来实施社区矫正项目。
令 翟雁感到可惜的是，由于疏于志愿者的管理和组织的建设，“后院起火”，这四名志愿者后来脱离了惠泽人，转而变成了阳光中心的全职人员，从而打破了惠泽人希 望通过人员的“换血”来完成购买服务主体更新的“预定计划”。到2007年5月，惠泽人与东城司法局的合同到期，难以继续施加影响。此外更大的困难是司法 局领导变换，给“政府购买”机制带来了不适应，导致?\-本可以继续开展的社区矫正模式探索，现在变得很遥远。翟雁表示，惠泽人现在“没有时间去” 重新搭建共识。然而，她却又寄希望于2007年11月刚成立的北京东城区市民中心，惠泽人将在那里继续推动政府购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