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 Jiake: Senior's Home

关于方嘉珂 返 回 发表日期： 已经有1248位读者读过此文 养老先锋——方嘉珂 老人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人类的繁衍与生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尊敬、爱戴、关怀和照料。他们的晚年应当是尊严的晚年、幸福的晚年。鹤童老人院的创始人方嘉珂正是基于“一切为了老人”的宗旨，把“替天下儿女尽孝，为亿万家庭分忧”作为天赋使命，殚精竭虑，历经10年艰辛，使鹤童老人院由一所变为5所，并创办了鹤童老年福利协会，使其成为拥有护理公司、餐饮公司、清洁管家公司、延安医院、护理职业培训学校、老年用品研究所和中国老人院网站等门类齐全的社会化、福利性的综合老年服务组织和服务机构。为我国民办非营利性的社会养老行业和老年产业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一、创业篇 方嘉珂，1954年12月生于天津。他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在小学，他是大队委；在南开中学，他是校宣传组的编报员和校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在宝坻县农村，他是知青组长；在天津中医学院，他是校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处级校团委副书记，是年29岁。后来，他辞去公职下海，创办了一个实业公司。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有谁料到，这位有着中医专业本科学士学位、已获得大学讲师资格、并通过“全国选拔出国人员考试（EPT）”、能在国外行医有大钱可赚的人，却选择了一个最普通、最不显眼的新职业——创办养老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一）触发回国办养老院的决心 1992年，方嘉珂接受奥地利克拉根夫市一名曾在中国学习中医的执业医师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奥地利做短期工作。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他在异国用中国的医术征服了众多患者，但最让他大开眼界的是他走进了那里的老人院，这使他产生了在国内办养老院的冲动。 奥地利是一个美丽富饶、人口趋于老龄化的国家，其养老水准堪称世界一流。方嘉珂在那里看到了国际上最高级别的养老护理业，眼前不由豁然一亮。他说：中国医生在那里接触最多的是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那里老年人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准，后来我总结出两句话：“保持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保持了老年人的晚年尊严”。触景生情，方嘉珂不由得回想起在出国前，他曾把89岁的老父亲送到天津的一家养老院。住了一段时间后，老人坚决不住，要求回家。他去了几次这家养老院，看到那里的管理确实不尽如人意。他想到，我们传统的养老院是建立在照顾“三无老人”基础上的，办院的理念不是追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是带有一种救济性质，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生活质量及工作人员的管理服务水平与奥地利养老机构有着很大差距。难道我们就不能办一所“奥地利式的养老院”吗？由此他萌发了回国办养老院的念头，并且一发不可收。 当时，方嘉珂的一位德国医生朋友在柏林开了一家中医诊所，盛情邀请他帮助管理这个诊所，开价很高，但被他婉拒了。有人劝方嘉珂，你在国外发展多好，然而他有自己的想法：一是他觉得给朋友打工不是滋味儿，怕把友谊染上“铜臭”。二是他自认为在国内有几十年的“资本”积累，这“资本”不是金钱，而是“人”，是那些信任、理解、能帮助他发展成功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同事。他相信，办一家自己心目中的养老院，会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支持。于是，他毅然放弃在德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 （二）创办天津鹤童老年公寓 1992年至1994年，方嘉珂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通过办教育、办商店、办餐饮娱乐业以及出国工作等手段，实现了下海创业的“原始积累”，开始酝酿更宏伟的目标——创办养老院。1994年12月，当他开始步入40岁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坐落在密云一支路的姜井医院对外招租，方嘉珂抓住这一时机，斥资60万元，把 这家占地面积一万平米、二百张床位的医院盘了下来，建起天津第一家民办的鹤童老年公寓。 “鹤童”这个名称是方嘉珂的一位中学同学与他苦思冥想反复研讨后，一天凌晨在电话中敲定的。当时，社会上人们对“社区服务”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概念性的理解上，天津市民政局的领导发现，鹤童老年公寓（以下简称“鹤童”）符合政府提出的大政方针。市社区服务中心对“鹤童”给予了支持。 建立“鹤童”，立即得到市领导的大力支持。时任天津市政协主席的刘晋峰为公寓题匾。1995年4月，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老龄委主任的鲁学政为“鹤童”成立剪彩，老同志石坚应邀担任名誉院长、天津市各部、委、办、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及著名护理专家王桂英、关小瑛等到场祝贺，并有多名热爱“鹤童”的人员加盟，成为“鹤童”的创始人。 王桂英——原天津市护理学会理事长、护理专家、第43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是方嘉珂妻子的老师。她非常热衷于养老护老，曾经有办“护士之家”的愿望，所以当被邀请加盟“鹤童”时，她欣然答应并身体力行，在“鹤童”连续干了整整三年。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才退居到“鹤童”名誉理事的岗位上。 值得一提的是石坚老人——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鹤童”创业之初，他就鼎立相助，担任了整整10年“鹤童”的名誉理事长。他捐书捐物常年不辍，逢节必到问寒问暖。《鹤童报》创刊时期他圈改的字迹如今还在。即便到现在，“鹤童”的大事他也过问。他实践着他那著名的口头禅：行善事者必长寿！ 原天津市民政局副局长王涛，是一位对社会福利事业有着浓厚情结的老同志。当他被邀请加盟“鹤童”后，马上乘“鹤童”的“大发”车到了现场。他以毕生从事民政工作的经验，指导“鹤童”创业之初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他不嗜烟酒的清廉作风，为“鹤童”工作人员树立了长者的风范，为大家所称道。 方嘉珂也记得，陆焕生——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慈善协会会长，连同他的慈善协会一班人马，与“鹤童”共同创办“天津市老人护理院”的岁月。陆老以他慈善的心肠，帮助初生的“鹤童”艰辛成长。他是“鹤童”第一任理事长，在任整整5年。他为“鹤童”的今天，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鹤童”的创始人还有许多，用方嘉珂的话说，他不过是一名“召集人”而已。创建“鹤童”之业，他感觉人少了不行。三支人马，一支来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一支来自专业护理界，另一支则来自学术界，合在一起，形成了“鹤童”的创业者团队。起初叫管委会，后来正式登记注册，成立了社团法人的理事会。1995年11月，鹤童老年公寓与刚成立的天津市慈善协会联合开办天津市老人护理院，开始挂起“鹤童老年公寓”和“天津市老人护理院”两块牌子，后来将其合为一体，更名为“天津鹤童老人院”。 二、管理篇 “鹤童”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始于建院不久，面对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职业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靠什么来进行管理？靠制度。方嘉珂去书店买了一批书，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苦读，吸取国内外人事管理的经验，结合自身的情况，写出了迄今为止仍在继续沿用的《鹤童人事管理规章》。可喜的是，它已被劳动部门认可；可惜的是，当时立即就有人剽窃，差点儿导致一场官司！ 方嘉珂请德国护理专家马克到“鹤童”培训员工。马克对方嘉珂说，你整个的管理模式、岗位设计、工作安排包括三班倒，怎么跟德国的一样？马克哪里知道，当年方嘉珂来到德国一家养老院，扛着摄象机24小时不休息，将护理员上三班的实景全录了下来。通过与我国养老院的护理对比，方嘉珂发现我国养老院的护理属“保姆”式的；老人睡了，护理员也睡，老人醒了，护理员也醒，老人拉了尿了，护工再去弄，这是一种“倒置”型的服务。而鹤童在吸收了德国的先进护理经验，采用“前置”型的服务。而鹤童则吸收了德国的先进护理经验，采用“前置”型的服务，譬如没等老人拉尿，就先提醒老人拉尿。方嘉珂到日本交流，他们一听说“鹤童”学的是德国养老院的管理模式，就没说的了。原来，日本养老院也是学德国。 方嘉珂对护理人员实行了人性化管理。单单在如何为护理老人的人员定称谓的问题上，方嘉珂就费了一番工夫。那时，护理老人的人员有叫“护工”的、有叫“保姆”的，香港叫“起居照顾员”，日本叫“介护士”，德国叫“帮助人的人”。他感觉较体面的、有尊严的称谓就是“护理员”，因为它不同于医院的“护工”和家庭的“保姆”。而这个称谓恰巧与今天国家“养老护理员”的职业称谓相衔接。鹤童很早就给员工上“三险“，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工资连年上调。 在谈到建章立制时，方嘉珂说：有趣的是，不少骨干分子学到了“鹤童”的管理模式后就走了。天津市很多养老院包括组织者、业务骨干，不少都是从“鹤童”出来的。我开始想不通，觉得他们背叛了“鹤童”。现在想通了，因为毕竟他们是在“鹤童”学到的东西，他们把它带到社会各处，整个社会养老水平不就上来了吗？对于社会化养老，“鹤童”要起一个促进作用。你之所以立得住脚，就是因为人家看你是从“鹤童”出来的，有真本事。使他引以为荣的是，“鹤童”出去的人工作都好找。有些人还以“应聘”的名义到“鹤童”“偷艺”——学习几天就走。对此，他说没关系，“鹤童”年年都在进步，年年都有新东西，只要“鹤童”不断前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比如最近“鹤童”搞的矩阵式管理，养老院的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全部用图表体现，引用的是美国管理模式。我们把老年人的护理分为7个等级，在早、中、夜三班人员的配比上，根据老人人数与护理等级的增减，用计算机不断进行护理人员配备的调整。财务实行了预算化管理，各部门效益单独核算。 三、理念篇 （一）“一切为了老人”的办院理念 “鹤童”开张伊始，方嘉珂就把天津著名书法家——他的南开学长曹柏昆请到了“鹤童”题词：“一切为了老人”。不久，“替天下儿女尽孝、为亿万家庭分忧”的对联就挂到了“鹤童”的前厅。这一提法已被广泛引用到全国。 “鹤童”成立之初，方嘉珂就写下了“老人是什么”的理念：对老人院而言，老人永远是最重要的；老人并不依赖我们，而我们却得依赖老人；为他们服务是我们工作目的；老人召唤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不能让他们等候太久；老人应该受到尊重和得到全面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失去他们我们就只有关门的份了。 “鹤童”成立之后，方嘉珂又写下了“员工谨记”的理念：“鹤童”一个员工一时一会儿的疏忽大意，都将导致全体员工全部工作的前功尽弃。他提出的“让躺着的老人坐起来，让坐着的老人站起来，让站着的老人走起来”的护理程序，和“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保持老人的晚年尊严”的护理目标，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正是这种“一切为了老人”的办院理念，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护理专家王桂英说：1994年我认识了方嘉珂，感觉他年轻有为，勇于创新，富于思考，执著认真。他那一切替老年人着想、一切从老人的利益出发的思想，与我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当时我已70多岁了，但我非常愿尽义务，无偿帮助他办“鹤童”。初创阶段我们曾一起克服困难，方嘉珂早来晚走，从不休息，事无巨细，一切都亲自过问。如对吞咽困难老人和大小便失禁老人，他都亲自培训工作人员如何去做。仅从安排老人浴后涂抹护肤品这件小事儿，就足以看到他是如何在细微之处关爱老年人。善待员工也是他闪光的一面，比如年终发双薪等。“鹤童”是民办机构，没有政府的拨款，由于“鹤童”长期坚持不营利的做法，按成本定价，至尽仍未摆脱亏损。方嘉珂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当今的中国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多啊！ (二)非营利养老机构的理念 1996年6月，“鹤童”成立一年后，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刚卸任的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到鹤童老人院视察。当即他就具有前瞻性地指出：“鹤童”所走的社会化养老是中国未来养老的必由之路。国办养老机构不能再办下去了，国家不能再自己办自己管了。而在当时受“一大二公”的思想影响，人们对此并不能完全理解。之后，崔乃夫派有关专家不断地对“鹤童”的发展进行点拨。可以说，“鹤童”的发展壮大，是这些专家引领与指点的结果。 “鹤童”的性质问题，当初谁也说不清。专家提示方嘉珂，要做社团登记，因为这种模式在国外很普遍，中国香港的养老机构多数也是社团法人在办，决不是私人机构。方嘉珂效仿国际通行做法，进行了社团登记，将“鹤童”定性为民办、公助、社会共有（即机构所有）的公益性养老单位，使之成为一家自收自支、社会化管理、公开化操作的非营利性机构。可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方嘉珂起初建院的60万元投资等于无形中捐给了机构。在产权利益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方嘉珂毫不顾及个人的得失。这种机构还在哪里呢？方嘉珂开玩笑地说，假如有一天，我突然不存在了，“鹤童”也不会受到影响，几小时以后，理事会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方嘉珂”来主持工作。决不会像有的私人企业，老板一闭眼，其他人打成一锅粥，把财产分抢一空，最后导致企业消失。 1997年，由民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非营利机构专家评估组，来到“鹤童”，进行“非营利机构”的评估。当时对非营利的“营”究竟是“赢”或是“盈”的确定，着实争论了一番。“鹤童”最后被学者确认为“组织效果较好，社会效益甚佳”的中国首家非营利机构。“鹤童”的投资人是社会各界，“鹤童”的产权属公共所有。“鹤童”依靠了一批志愿从事老年福利服务事业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社会精英、专家学者而起家，“鹤童”不姓“私”，但也不姓传统意义上的“公”。“鹤童”的产权模式在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比比皆是，譬如中国香港的“东华三院”、日本的“芙蓉会”、美国的“孟尝会”等。“鹤童”由此成为一种福利的、公益的、慈善的、没有功利心的机构，成为我国养老机构的未来。“鹤童”被国家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政府部门所认可，从此在一个全新的发展层面上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建民教授对方嘉珂非营利养老机构理念的评价是：我认识方嘉珂在1997年，当时他到南开大学进修老龄研究方面的知识。以我所闻所见，当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在为如何应对我国老龄挑战进行学术探讨之时，方嘉珂与“鹤童”却已饯行，我佩服其乐善之心，乐善之行；当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尚就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性质等问题进行政策研究时，方嘉珂与“鹤童”却已先行，我叹服其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我国民办养老院服务规范和标准尚未制定之时，方嘉珂与“鹤童”却已先行，我折服其律己之严，待老人之厚；当我国非营利养老机构尚处萌芽之时，方嘉珂与“鹤童”却已走出津门，并将社会养老先进服务理念和管理制度推向社会。 护理专家马荫楠的评价是：面对快速到来的老龄社会，方嘉珂具有超前的意识，社会化养老他是率先者。他立意新、起点高，在政府没有给钱的情况下，办非营利养老院，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护理教育也还是空白。我曾亲眼目睹方嘉珂给老人洗澡，亲自实践和摸索，像他这样高学历的人这样做实属难得！他为国家起草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标准，使其成为了一个新的职业；他曾亲自培训扶抱搬移老人，显示出服务的人性化；他还研究开发了匀浆膳营养液。他心中始终装着老人。 四、发展篇 “鹤童”初创阶段举步维艰，天津市委、市政府对“鹤童”的发展始终给予了特殊关注。10年来，先后莅临“鹤童”的市里领导有：张立昌、刘晋峰、鲁学政、石坚、陆焕生、李盛霖、宋平顺、夏宝龙、李中垣、张再旺、吴振、方放、肖元、黄炎智、张绍宗、李长兴、许明、刘曾垣、何国模、刘文藩、武书昌、赵克正、刘红升、王文华、张云龙、散襄军、李宝金、只升华等同志。领导们的陆续到来，给在困境中挣扎的“鹤童”带来了希望。方嘉珂非常珍惜党和政府的关怀，他感觉在他背后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支撑着他，他无法改弦易辙，只有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国内外的许多企业和个人纷纷捐款捐资，扶植“鹤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95年到1997年，鹤童完成了组织结构的调整，开始大踏步前进，逐渐成为全国学习的“社会化养老”楷模。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那一年“鹤童”的发展全面提速——4月、5月、6月、7月相继建起天津的3个院和北京的1个院。转年4月份，“鹤童”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基层养老单位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会上，方嘉珂作了题为“鹤童民办非营利机构的发展之路”的大会发言，引起强烈震动。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仍是国家拨款建养老院，国家管养老院，一些边远地区甚至还不知道民间可以办养老院。 广州会议后，“鹤童”成了天津乃至全国老年事业发展的光荣象征，全国各地来“鹤童”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面对参观者的称赞声，老同志石坚及时提醒方嘉珂别让“鹤童”被“参观垮了”。老同志的话语如一针清醒剂，使“鹤童”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战战兢兢”地前行。 2000年至2003年，“鹤童”围绕养老问题，多部门、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了系列化推进。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从教育入手，在1998年创建起全国第一所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学校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被授予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认证机构的资质认证；从老人的伙食入手，建立起老年营养研究室；从医疗入手，创办了天津延安医院，并请来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资深医学专家李竞坐堂；从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入手，成立了老年用品研究所，与德国建立了业务往来。为拓展健康老年人的服务领域，早在1998年就成立了“鹤童之声合唱团”。 对“鹤童”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作了如下评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领域发生了巨变，巨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顺应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需要。近10年来崛起了一个崭新的产业——老人院产业，方嘉珂堪称这个产业的领军人物。10年前，为了探索中国的老年福利事业，方嘉珂率先创办了民营的天津鹤童老人院。难能可贵的是，自创办始，他就选定了一条艰难的非营利机构成长之路，本可为自己和老人院集团的职工牟利的许多大好时机都被他自觉放弃，10年来始终坚持以成本定价、向老人让利的非营利运营模式。办一个院时是如此，形成鹤童产业集团时还是如此。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专门服务于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专业护理老人院集团，“鹤童”最大的难题是收费不敷成本之需。据国际经验，护理老人院最受社会欢迎但运营成本最高，每年至少需要政府投入三分之一的经费。“鹤童”却在10年来基本上没有政府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运营至今，而且因优质服务获得了老人和家属的一致赞誉。可以说，“鹤童”已经走出了一条将国际护理老人院经验中国化的道路。这是方嘉珂锲而不舍地学习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国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技术，并在“鹤童”坚持社会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 五、成绩篇 （一） 创造了几个全国领先 “鹤童”不仅为天津养老行业的发展闯出了新路，而且为全国养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鹤童”启用城市下岗女工从事养老护理业在全国领先，这与方嘉珂引进德国“让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照顾老年人”的理念有关。他反对让未经过培训的外地人直接做养老护理员，他的做法与政府要求安置“4050”下岗人员再就业的政策完全相符。在今年4月召开的“4050与鹤童10年”研讨会上，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散襄军听到鹤童干了10年的安置下岗女工的再就业工程，替政府分忧，做了那么多贡献，夸奖“鹤童”：“既解放了生产力，又创造了生产力”，当即决定拨款10万元支持“鹤童”。 方嘉珂在日本发现有专门培养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学校，回国后，申请注册了“鹤童老人护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全国居首。6年来该校面向全国，进行养老护理员的培训和职业资格的鉴定，推动了我国养老护理人力资源开发的进程。2000年，学校开始承接中华慈善总会的任务，举办“全国民办老人院院长培训班”。首期全国班大获成功，第二、第三期也在2002、2004年相继成功举办。 方嘉珂还参与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制订。说来也巧，制订这个职业标准的建议，竟是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标准》的初稿首先在上海完成，在充分采纳了全国各地代表的意见之后，最后由方嘉珂执笔完成。至此，我国的养老护理职业终于有了标准，实现了零的突破。 接下来，按照《国家标准》编写《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由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与事务副司长担任主编、方嘉珂任副主编的编辑组宣告成立。在上海、北京、陕西等地分别编写的基础上，由方嘉珂最后统稿完成。全书80余万字，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专门用于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教学的权威教材。 2004年9月，“第二届全国老人院院长论坛”继续在首都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养老机构与意外预防及对策。如果说上届论坛是务虚，那么本届论坛则是务实；上届论坛是宏观，那么本届论坛就是微观。“鹤童”继续接受中华慈善总会的委托承办本届论坛，方嘉珂在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人员将论坛称作是“星火燎原”，“聚起来是一团火，散开来是满天星”，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民办养老行业的发展。 （二） 老人满意是最大的成绩 面对荣誉，方嘉珂认为：“金杯银杯，不如老人和家属的口碑。”只有老人满意才是工作的最大成绩。 “鹤童”有一个对老年人满意度调查的工作设计，即在每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全体老年人对环境卫生、服务态度、护理工作、设施设备和伙食水准等方面意见与建议的征求，迄今已经整整坚持了10年。每月的调查反馈表，方嘉珂都亲自审阅、统计并亲自处理。他还建立了一套意见与建议的回复流程。“一直要跟踪到提意见与建议的老人满意为止，”这是他追求的工作目标。 “鹤童”还有对工作人员职业生涯的设计，因为方嘉珂深知：老人满意的前提是工作人员也要满意。譬如坚持8小时工作制、实行年假制、全年13个月工资制、年薪制，为有困难的员工调整工作岗位或地点、双月员工联谊、不间断的带薪培训、鼓励外出进修等一整套“福利拼盘”，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使老年人满意度不断提升。 一位家属在感谢信中写到：我父因一氧化碳中毒，经环湖医院治疗后来到贵院疗养，贵院从院长到护理员对工作精益求精，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心，深深感染着我们。尤其是许多护理人员不怕脏不怕累，为老人洗脸、理发、刮胡子、清洗全身、更换尿布，为老人奉献了一片爱心！ （三） 成绩背后的巨大付出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努力学习的10年。在此期间，他曾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受教于中国人口学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李建民教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人口经济学”的知识，从理论上把人口老龄化搞明白。他的研究生论文是对我市城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调查，曾被相关报刊转载，并应用到工作实践中。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苦苦追索的10年。在此期间，他把先进国家养老护理行业的发展模式不断引进，结合国情，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非营利机构发展的“鹤童模式”。从组织结构到管理体制，从工作流程到工艺流程，从质量管理到员工管理，处处都在体现着“比较的优势”。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不断创新的10年。当他在德国初次看到老人使用一次性纸尿裤时，中国的老人还在使用传统尿布，他下决心引进它。他把世界上最大的老人纸尿裤厂家——德国保赫曼公司负责人说服，公司曾派专人来“鹤童”现场展示。现在，保赫曼中国公司总部已设在了上海。而“鹤童”早在1997年底就停止使用传统尿布，重塑老年人晚年的尊严。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激情永驻的10年。在德国，他曾马不停蹄地在一个月里奔走了10个城市、30家养老院。在奥地利、日本也是如此。他对游山玩水全然不感兴趣，而对各种新设备、新技术充满了好奇心，并将其先后引进“鹤童”。他崇尚“拿来主义”，认为“模仿”是最迅捷的成功之首。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战战兢兢的10年。有人曾评价“鹤童”是“惨淡经营”。的确，“鹤童”10年的财务状况始终处于这个状态。因为“鹤童”锁定的服务客户基本上是“穷老人”，而“鹤童”追求的服务水准却是“国际标准”，这一低一高造就了所谓利润空间的“缺口”，因此财务紧张总是“鹤童”面临的大问题。为此方嘉珂绞尽了脑汁。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痛苦的10年。他在营造克服困难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内环境方面，较为得心应手，但在影响和改变外环境方面他却很无奈，最大的无奈莫过于“鹤童”的所作所为有时出现“冒进”时。尽管历史已经说明，社会进步常常需要付出“试验”的代价。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苦恼的10年。他对中国养老行业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太少、发展太慢感到苦恼。他认为那些靠政府拨款并且运营成本很高的所谓非营利机构，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机构。社会上一些人对“鹤童”所谓“非营利还收费”的议论，他认为是“信息不对称”所致。他深感这个领域里“扫盲”任务很繁重。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永不言败的10年。他最大的动力来自“鹤童”这个学习型组织本身。“鹤童”的理事会年年月月开会“把关”，“鹤童”的理事们支持他、信任他，给他“空间”让他干。他有一支跟随他工作了10年的团队，以及几百名忠诚的、志愿服务的员工。“成败乃平常”，只要使命明确、目标明确，这是他的心态。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不惑的10年。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白人生的真谛，一切都应该先尽最大努力，然后顺其自然。中医的经历和人口学的学历，使得他为人处世追求“中庸”，将不卑不亢、不骄不馁、安于清贫、甘于寂寞与天道酬勤、君子自强不息的追求集于一身。 摘自《天津老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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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Conde Nast Traveler Environmental Award Winner: Wu Lihong

Winner: Wu Lihong
Devastating pollution in one of China's largest lakes prompts a small-town salesman to take action. Dorinda Elliott reports on his perilous path

Wu Lihong and fellow environmental activist Chen Faqing used to joke about going to jail. The two grassroots warriors, farmers born in villages surrounded by rice paddies in Jiangsu Province, knew that they were taking huge risks by challenging the local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polluting the nearby rivers that feed Lake Tai. As a boy, Wu swam in the enormous pristine lake, which was exalted by Tang dynasty poets. Painters and scholars on their way to the teahouses in Hangzhou used to stop on its beaches to rest, inspired by the majesty of the craggy shoreline and the waters lapping against bamboo forests. But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lake's poetic past has been symbolically washed away in China's new commercial frenzy. Today, the 935-square-mile lake, the lone source of drinking and bathing water for two million people,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s most industrialized region—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and the joke between the two friends has become a harsh reality. In April, Wu Lihong was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extortion, and in August, he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A month earlier, while Wu was still awaiting trial, I went to a village near Lake Tai, where Chen showed me plastic bottles of polluted lake water collected by his friend before the arrest. "People like Wu are pushing for real change in this country," Chen said, shaking the bottles filled with brown, yellow, black, and even orange water. "He raised awarenes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ere, but we are up against rich corrupt bosses and officials."

The next day, at Turtle Head Park, where I boarded a ferry with dozens of Chinese vacationers, the lake water along the beach resembled thick, oily paint. The color was an eerie neon green. "What's that stinky smell? It's disgusting!" uttered one tourist from Sichuan, who had come with her son on summer holiday. A fishy chemical odor was wafting up off the lake. "Blue-green algae," said a local tourist. A tour guide told u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fix the problem, but he was afraid the cure might kill all the fish in Lake Tai.

Karen I. Tse: Legal Reform in China

The legal system's quiet revolution

By Karen I. Ts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riday, February 11, 2005

Justice in China I

GENEVA This week's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honored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an auspicious time signifying achievement and new hopes. But while one of China's achievements, its economic success, is well known, another transformation has received far less attention: a revolution in legal rights that has a groundswell of popular support and is poised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to completely reshape Chinese society.

The two are in fact related: Economic progress and globalization are major forces that help explain the legal changes that are afoo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China's desire to play a more prominent global role through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osting the Olympics in 2008 and the like - has thrown a spotlight on its criminal judicial system. The rule of law in support of contracts and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and property, among other things, is a cornerstone of economic progress and a stable social system. Importantly, as in the opening of the economy under Deng Xiaoping in the 1980s, the overarching strategy has been provided from above, but there is flexibility in how to achieve the country's goals on the ground, where there is greater local, hands-on knowledge.

In a little under a decade, China h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2,800 legal aid centers - an unprecedented accomplishment for any country - whose basic mission is to provide fair and competent legal representation to all of China's citizens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gender or economic status. Given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information campaigns and roundtables on new laws, Chinese from all levels of society - government, law enforcement, lawyers, and ordinary citizens - have embraced the basic concepts of leg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se developments, in turn, have created a very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China's growing body of law and demand that it is better enforced.

Though many laws already exist on the books - covering the rights of defendants and prisoners, and the safety of lawyers - they are not always upheld, particularly in rural and remote regions. Indeed, there have been complaints that lawyers sometimes 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very abuse that they are fighting against.

Part of the reason has been a lack of education about new laws, and a sense of professional isolation (and indeed intimidation) among lawyers, who are reluctant to insist on their enforcement. Aware of this,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with an outpouring of backing from China's own indigenous legal community, have welcomed the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players who will work with them in reaching their goal of establishing a country ruled by law.

My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Bridges to Justice, was invited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n 2001 to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id and defender services. Our experiences suggest the range of efforts China is undertaking.

In December, for instance, in our joint project with Peking University, more than 3,000 students,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from 14 of the most prominent law schools nationwide, organized a "Rights of Detainees" campaign to "publicize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enhance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Another joint project, with National Legal Aid of China, involved the creation and nationwide distribution of 500,000 posters and brochures describing the new leg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including versions in Chinese, Tibetan, Mongolian and Uighur.

Local legal aid lawyers in Tibet took it further, partnering with local police and prison officials to visit prisoners and explain their legal rights. In Guangxi, local theater troupes created a Chinese-style opera that they performed on the streets to illustrate new rights of Chinese citizens.

Not all of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s, however, have been easy. In one of a series of roundtable meetings among lawyers, prosecutors and judges, lawyers spoke of intimidation by the judicial system aimed against lawyers themselves. Indeed, at one meeting, a prosecutor broke the ice at a tense moment by exclaiming: "Perhaps we need a lawyer to defend the poor prosecutors here!" Some judges, put on the defensive, replied that they were not trying to hurt lawyers. As the frank dialogue ensued, some people were moved to tears - yet many bridges were built.

China's' legal reforms will not be completed overnight, but the door has been opened for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country in this process. As one lawyer remarked poetically after our international training session in Gansu Province, "It is medicine for the heart, a fresh wind in the desert."

This support is critical, and it is up to us a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ave the courage to respond. In this auspicious Year of the Rooster, Chinese citizens are sowing the seeds of hope for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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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Xiaogang:2006 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 Winner

The Power of the Individual in a Land of Many Voices

Environmentalist Yu Xiaogang is creating groundbreaking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s in China, a country that has spent decades trying to tame its powerful river system by building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s.

Yu, 55, created the Lashi watershed project after writing a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n the effects of a dam built at Lashi Lake for his Ph.D. thesis. The dam had destroyed the local ecosystem, severely disrupting the lives of fishermen and farmers in the area. As farmland was destroyed by the dam, villagers turned to fishing. Then, as fish stocks dwindled, birds ate the seeds and grain from the remaining fields, further jeopardizing the people’s well-being.

Yu brought together residents, the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rebuild the area, which today is acclaimed as one of the top 1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country. Among the project highlights were establishing a township watershed management committee, a lake-based community fishery association to protect wetland ecosystems and fish resources, minority women’s schools and micro-credit loan programs, poverty reducing projects and road-building projects. All involved the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local villagers. It was the first watershed project in the county to involve NGOs, residents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2002, Yu submitted a report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Manwan Dam on the Lancang (Mekong) River, which prompted the government to give the local community 70 million yuan ($8.7 million) in additional resettlement funds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social impact of the dam.

In the past, dam-building plans were simply dictat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today, thanks to the advocacy efforts of Yu and oth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includes a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all proposed major development projects.

Taming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While Yu’s work has illustrated dams’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 on communities, huge dam projects still are being proposed. As China’s economic health improves, pressure increases to supply more power by building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s on the country’s river system.

In 2003, the Yun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nounced plans to construct 13 new dams on the Nu River, one of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 the Nu, the Jinsha (Yangtze) and the Lancang (Mekong.)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and surrounding watersheds are a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epicenter of Chinese biodiversity containing virgin forests, 6,000 species of plants and 79 rare or endangered animal species.

The dams would forcibly displace 50,000 people, indirectly affect the livelihoods of millions living downstream in China, Burma and Thailand, and negatively affect the flora and fauna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Yet, development continues, despite the lack of river management plans, public input and participation by affected villagers.

The Legacy of the Lashi project

Yu used the story of Lashi Lake and Manwan Dam to educate villagers in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area, taking them by bus to dam-affected communities on the Mekong River. There, villagers saw men and women, their way of living wiped out by the dam, picking through garbage dumps for scrap to sell. Yu also worked with CCTV on a television program about the effect of dams that aired nationwide.

In 2004, Premier Wen Jiabao suspended plans for the dams on the Nu River, saying more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was needed. The project still is on hold, bu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tent on building the dams, has proposed a scaled-back version with four dams.

Yu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empowering the local villagers in the dam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rough workshops and training programs. In 2004, he took five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to a United Nations symposium on dam issues in Beijing, where they met with high-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dam company CEOs and experts on dam construction. Yu’s goal is for Chinese NGOs to advocate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 for the interests of communities that are threatened by dam construction.

“Having villager participation forever changed the history of the dam decision-making process,” Yu said about the experience. “In the past, affected peoples were silenced. They had no voice in what happened to them and had to accept decision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and dam companies.”

He Ping and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hina’s Environment (IFCE)-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hina’s Environment (IFCE) is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based in WashingtonDC, with branch office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Wuhan. Founded in 1996 by a group of scientists and professionals concerned with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FCE aims to ensure a healthy global environment and continu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helping China solve it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ince its founding, IFCE has developed a range of influential programs facilitating partnerships and building capacity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Specifically, we work with companies and other NGO’s to improve China’s access to gr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policy makers to influence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with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to improve Chinese peoples’agency in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2002, IFCE was named one of several significant glob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by the United Nations. IFCE has been able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its numerous experts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Our staff not only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they also have many professional connections within China.

Our Objectives:

1.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use, and popularity of new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in China.
2. Facilitat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NGOs, governments, and corporations in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3. Influence government actions o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programs.
4. Develop a program for public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5. Contribute to an increasing global awareness of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human well-being.
   

Please contact us at:
2421 Pennsylvania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37-1718
USA
TeL 202-822-2141, 703-222-1280
Fax 202-457-0908
Email: ifce-adm@cox.net

IFCE-Beijing Office (Mr. Michael Zhao)
Suite 1005, Huixin Building
#8 Beichen East Road, Chao 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01, China
Phone: 8610- 84974540.
Fax: 8610-65307918
E-mail: ifcechina@gmail.com

IFCE-Shanghai Office (Ms. Jane Ye)
Suite 3502,building 4,
88 Huichuan Road,
Shanghai, China 200042
Tel. +86-21-52738396
Fax. +86-21-52725792
Email: jye@easen-china.com

Ping He i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hina’s Environment (IFCE) based in Washington,D.C., coordinating IFCE’s activities in public relations, fundraising and project development since 1996. He has develope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and programs, US and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NGO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 2002, he helped organize three caucus meetings for Chinese NGOs at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He launched the bi-annual NGO Forums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China in 1999. He also chaire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Environmental Reform and Strategic Alliance” in Beijing in 2000 and “New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1” in Hangzhou, China. A Chinese citizen and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U.S., he holds a Ph.D. in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eng Zhao Translating: Everyone A Changemaker – Social Entrepreneurship’s Ultimate Goal by Bill Drayton

人人皆是变革者 – 改造年轻一代（一）

有超过400名的Ashoka社会企业家正致力于帮助儿童和青年人有效地学习，进而取得成功。每一名社会企业家的战略都被证明影响广泛，并已初见成 效。49%到60%的Ashoka社会企业家，在其事业初创的五年内成功地促成了本国政策的转变。然而，她/他们的工作都是围绕单一的愿景或原则来展开， 采取单一的服务机制，以及针对一两类客户群体。Ashoka的“拼图”战略能够将这些强有力的社会企业元素整合起来，提炼出普适的原则，对这些原则进行专 业的营销与宣传，从而扩展各个领域决策者（比如那些主持学校和青年人项目的社会领袖）的战略视野。“拼图”战略能够提升社区整体的企业家素养和能力，从而 产生较之单个社会企业家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这400多名从事青年项目的社会企业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已经取得了三点共识或原则。她/他们 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来实现其愿景，却难以找到足够的师资，于是诉诸于所服务的年轻人来解决自身人力资源短缺问题。第一项原则是：年轻一代是一个庞大的、最为 重要的、也可能是唯一可用的人力资源库。第二项原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假设——即相信年轻人能够胜任社会变革工作。第三项原则在于：必须对年轻人所在的社 区进行改造，对年轻人进行培训和激励，以帮助她/他们胜任对社会变革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社会企业家们以成百上千种方式运用这三点原则，在世界各地创造出了 惊人的成就：富有创业热忱的学生、更加出色的学业成就、以及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的年轻群体。走近这些学校改革和青年人项目的人都会受到感染。

Ashoka 认识到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即那些不懂得使用移情（Applied Empathy）技能来指导自身行为的个人或群体终将被社会边缘化——一种残酷而且对个人成长具有破坏力的状态。然而这却是世界上30%的人所处的境遇。 帮助青年人掌握包括移情在内的社会技能可谓意义重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策略之一是鼓励年轻人组建自己的团队来提供创新的服务，并最终导致可见的变革。这 要求她/他们必须掌握以移情技能为基础的团队工作技能。Ashoka从1990年开始将“拼图”战略应用于青年人项目。然而直到不久前Ashoka才认识 到：除非使年轻人成为社会上一支有力量的群体，除非使她/他们具备移情技能、团队技能和领导技能，否则“人人皆是变革者”的最终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可以 说，上述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将有助于启动一个以年轻人为核心的历史性社会转变。

如果年轻人群体的力量不能切实增加，如果该群体不能投身 于推动社会变革并且实践上述三种技能，那么当其步入成年，她/他们的字典里将不会有社会创新与变革的词汇。一个人必须在人生头三年里发展出健全的情绪基 础，否则会苦恼终生。同样地，一个人需要在青年时期掌握和实践上述社会技能，并且学会如何成为社会中的强者。就移情技能而言，青年人必须能够了解自己的每 一件行为将如何影响他人，以及影响较远的未来，并且据此来调整自身的行为。这种技能是一个人融入现代社会的基本通行证。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若想成 为合格甚至优秀的社会成员，她/他不能再仅仅依靠机械的处世规则行事，因为这些规则正愈发变得彼此冲突、变化无常或者模糊不清。结果是那些无法恰当运用复 杂社会技能的人将被社会排斥。移情技能仅仅是通往修炼团队和领导技能的第一步。就像学习芭蕾舞一样，需要对这些社会技能进行反复而广泛的实战演练。

赵 萌译自: “Everyone A Changemaker – Social Entrepreneurship’s Ultimate Goal”, By Bill Drayton (Chair and CEO, Achoka), in Innovations (2006, Winter), Published by MIT Press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and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Young and Restless China

CHINA 2024 brings together 114 of the best and brightest Chinese MBA graduates from the top business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se emerging leaders will hav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y represent a critical generation. For the next 20 years, we will closely watch their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he PBS FRONTLINE documentary, "Young and Restless in China" explores what it means to be coming of age in China today. Starting in 2004, the film tracks four ambitious MBA graduates who are 2024 members as well as a media savvy hip hop artist, two migrant workers living precariously on society’s edge, a dedicated medical resident and a courageous environmental activist.

What happens along the way is surprising: some of those featured in the film find themselves tor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antalizing new opportunities; several begin the heady ride to wealth and power. Some find love and resolve family conflicts, and others seem likely to crash and burn along the way.

As we watch these young people work, hang out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ing karaoke or launch their first business, we come to know them in a rare, intimate way. In unusual detail, YOUNG & RESTLESS IN CHINA captures the highs and lows of coming of age in this time of China’s extreme transition and change.

The documentary will air nationally on PBS in June 2008. Visit the PBS website for the documentary at 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youngchina.

Wang Canfa: One of the 45 Hoers of Environment by TIME in Oct 2007

By AUSTIN RAMZY

Since China passed its first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law in 1979, it has produced an extensive body of regulations to protect its air and water and the health of its people. But even as the law books expand, the country's pollution worsens. To many local officials, for whom developing the economy is the first priority, those rules might as well not exist. "From a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China isn't completely a nation of laws," says Wang Canfa, director of the Beijing-based Center for Legal Assistance to Pollution Victims. "So when it com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some local officials wonder: "What kind of law i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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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Water Woes

Pollution, drought and vast deserts are all signs the country is struggling to manage its most basic resource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Wang's group has used the courts to teach wayward officials and unscrupulous businessmen just what environmental law is. The center's volunteer attorneys file lawsuits to help people whose lives and livelihoods have been damaged by the toxic byproducts of China's breakneck expansion. Since starting in early 1999, the center has logged more than 10,000 calls and pursued over 100 cases, some with as many as 1,700 plaintiffs. Though the center loses about as many cases as it wins, it has managed to pull off some noteworthy victories. Its attorneys blocked an animal-testing lab from opening in a Beijing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succeeded in getting a Hebei steel factory accused of pollution to move, and won a $730,000 ruling against a paper mill and chemical plant in Shandong province, after illegal discharges led to massive kills at fish farms.

Wang, a professor at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runs the center out of a dark, cramped apartment building on campus. "Doing this work isn't easy," he says. "I'm not even 50 years old yet, and people look at me and say, 'You're pushing 60, right?'" He says his biggest frustrations come when local officials attempt to interfer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to protect local industries. Anger over unchecke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i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rural unrest in China. But even when his clients see justice denied in the courts, Wang urges them to avoid violent protest and continue seeking resolution through the law. "If you use forc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result will only be temporary. Look at Chinese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peasant revolts. They overthrow one emperor, then become just like the old emperor," he says. "When we lose a case, we don't go protest. We appeal and counterappeal. We think of another way, through the law, to win." It's a tortuous process. But when it works, a country that's struggling to make its laws mean the same thing in practice as on paper wins

Profile: Wang Canfa received his B.A. degree from Jilin University in 1982, received his Masters degre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88, and is currently the head of th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Research Center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uring his 17 years researching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al law, Wang has written "Environmental Law Textbook" and other works. On average, he publishes over 400,000 words a year and is a leader in one of the top ten disciplines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is suggestion of defendants bear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environmental law cases has already been added to the law. In order to help those victim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he's also suggested the "environmentally justified defense" theory. Wang is a professor who "uses his actions to interpret the law." Since1994, he has managed the "Lawyers Mailbox" for China Environmental News, answering question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law. In 1996,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begin providing legal assistance to victims of pollution in China and founded the first NGO, Center for Legal Assistance to Pollution Victims in China, which provides pollution victims with legal aid. In 1999, he started the first NGO that provided pollution victims with a free legal aid hot-line, and was named "Number One Legal Aid Provider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Professor of Rights Protection," and "Number One Advocate for Pollution Victims." More than 30,000 people have benefited from his services. Starting in 2001,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egal world'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ng worked with the National Lawyers Association, National Judges College,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o run research courses and train environmental lawyers and judges. As of now, 300 lawyers and 200 judges have been trained, and a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yers network has been formed. In the past ten or so years, Wang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active scholars in drafting legislation on China's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Of the 20 or so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over half of them. Currently, only 10% of environmental law provisos have been enforced. In order to change environmental laws' image of not being true laws, Wang has begun advocating for the creation of a public litiga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As a result of Wang'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elected him as one of "China's Green Persons" in 2005. Time Magazine also selected him as one of the world’s 50 "Heroes of the Environment." Note: This article is sourced from articles written by Shang Jiecheng, Chen Yuanyuan, and Wang Qi, and others.

著名环境法专家。参与国家多项与环境有关的法律起草工作。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的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开通全国第一个民间的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

　　1998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的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并开通了全国第一个民间的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

　　从2001年起，连续5年在全国培训了269名律师和170名法官，建立了全国的环境律师网络；

王灿发

屏南污染受害者在福建省高级法院门外

　 　10 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环保英雄”，与他一起入选的还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俄罗斯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作为“中国环保法 律援助第一人”，8年来，王灿发坚持为地球说话，为环保受害者说话。他告诉《外滩画报》，他一生的偶像是马丁•路德•金，因为“他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寻求 和平与平等”。

　　文/ 李琴 图/ 于楚众

　　10月22日，49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去给研究生上课，到教室后，20多位学生突然全体起立以示敬意。几天后，教育部到学校进行教学评 估，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王灿发作陪，校领导第一个就把他推了出来说，“王老师刚得了个国际大奖”。“全球环保英雄”，众老师笑呵呵地随声附和。

　　10月底《时代》杂志评选出全球45位“环保英雄”，大人物戈尔、戈尔巴乔夫等位列其中，王灿发看上去是个陌生的“小人物”。

　　《时代》总结了王灿发的成就：创立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连续8年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帮助100多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推动中国环境法治的健全与完善。

　　其实王灿发在国内的名气不小，头衔也很多，比如“中国环保法律援助第一人”、“环境维权民间法律援助第一人”等。2001年，他获得“福特汽车 环保奖”一等奖；2005年，他再度当选国家环保总局首次评选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王灿发个子矮小，他也毫不讳言这一“缺陷”，在一次论坛上，他自我 调侃说：“我的身材比较环保，所以这个桌子容易挡住我。”个子虽小，精力却是惊人，王灿发自己也说，“一个人干了4个人的活，要带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 生，每天都只有5、6个小时的时间睡觉，一直在超负荷工作。”王灿发去年考了驾照，买了一辆白色小车，每天来回跑，“这样省不少时间。”

　　“我知道我做对了”

　　成立于1999年的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在中国政法大学一幢有些破败的红色小楼一楼，小楼又称“文化楼”，在校的学生多数不太熟悉其位置所 在。援助中心很小，二室一厅的格局，摆着几张办公桌，打印机挤在卫生间里，墙上贴着值班表，电话就搁在下面，号码是010-62267459，这是全国第 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只要接受采访，王灿发都要求将这个号码刊登出来，“每次采访见报，前来咨询的电话就多起来。”

　　王灿发提供援助有三个原则，重大的、典型的和当事人非常贫穷的。他承认，很难做到遍施甘霖，钱就那么多。他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8年一共接到 1万多个投诉，迄今已经处理了104起案件。”时隔8年，这个第一家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仍然是中国唯一的“专打环境污染案件”机构。曾经有人问王灿 发，能否在中国复制另一个援助中心。有人在河北做过类似的尝试，但一年之后就难以为继了。“做这样的组织需要一个精通理论和实践的人，有人理论比我精通， 但他们案子做得少，我的优势在于，既带课，又接案子。”王灿发在《中国环境报》做过多年的“律师信箱”，解答过各种读者来信，“什么样的案子我都碰到 过。”另外一个优势是，中心有一个庞大的志愿者团队，日常有40多人轮流值班，一般是在校研究生，不拿任何报酬。

　　王灿发是山东成武人，父母是农民，他高中毕业后曾回乡务农。王灿发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我只能凭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正因如此，他自称不会过于在乎金钱，“我有同学当律师，去年一年就挣了700万。但对我，钱够用就好。”

　　1984年，王灿发成为厦门大学的第一位环境法教师。次年，他考入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攻读研究生，毕业后转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环境法》。

　　1995年，王灿发在《中国环境报》上看到了一起案子，江苏邳州一个养鸭大王的4000只鸭子10天之内就死光了，靠此为生的农民由一个富户转 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住在窝棚里，贷款没法还，求救无门。王灿发给这家人写信，说愿意为他们打官司。穷农民请来了“中央的大律师”，这在当地引起轰 动。案子最终胜诉，受害者得到了赔款40万元。

　　王灿发自此就动了念头，成立一个援助中心，之后几年，就是找赞助，到处游说。1999 年11 月1 日，免费法律咨询热线开通。前一天，他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一条不足100 字的短消息。“这一天我们接到了50 多个求助电话，有的人还抱怨我们老是占线，这时我知道我做对了。”

　　2001 年，王灿发再接再厉，开办环境法律实务研习班，培训全国的律师和法官，每年100 人，今年还多了环保局执法人员。把他们请到北京，让各大学、高法和环保总局的专家给他们讲课，并管吃管住。只让他们承诺：律师，每年至少办一件环保案子 (在当地有环保案的前提下)；法官：公正执法；至于邀请环保执法人员，王灿发的解释是，“我们迫切希望环保执法人员能够依法治污，很多污染损害都是从没有 严格执法开始的。”

　　“很多人听到免费培训，以为是骗子，不愿意来。还有江西律师发帖说，不能去，是骗局。”

　　王灿发的环境官司

　　王灿发走在漩涡中心。

　　10 月30 日给研习班讲课，王灿发滔滔不绝连续讲了4 个小时，通篇只说了一个字：难。他在谈到环境纠纷的第一个特点时，就指出了环境官司难打的实质所在：环境纠纷的加害人往往是能够给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 的污染企业“。既然这个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税收，就会受到当地的政府部门或暗或明的保护。”王灿发总结经验：“起诉难，法院不愿意受理；取证难，官司打到 最后，法官还是要求原告取证；判决难，中心接到的案子，都是那些按法律、法理必胜的案子，实际胜诉还不到50%；执行难，案子判了，钱拿不到。”

　　参加研习班的律师几十位，记者一个个问过去，回答千篇一律， “没有接触过环境官司。”河北冀信律师事务所的马延军通过网络报名参加了这一期的研讨班，他接过不少官司，惟独没有环境官司。“不好打也没人愿意打，时间 长，而且很难有结果，委托的人也少，许多受害者都处于观望状态，四处上访也不愿打官司。这种官司往往涉及到与政府的博弈，这就需要律师有奉献精神。”王灿 发接手的所有的案子都在证明一个“难”字。

　　在GOOGLE 上键入“石梁河”，出现的答案多是“石梁河水库污染案”。这个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的人工湖一向默默无闻，但因为一起王灿发介入的污染案持续多年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1999 年7 月9 日，因水库上游涌入大量工业污水，致使水库上游300多只网箱内所养的鱼全部死亡，惨剧在同年9 月和次年6 月再度发生。逆流而上，江苏一养殖户发现污染源在山东临沭县境内的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化工厂。此后，他们到处投诉上访，2001 年3 月，出席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的江苏省32 位人大代表就此问题联名提案，悬而未决。事隔多年，王灿发对这起97个养殖户联名起诉案仍然印象深刻。养殖户到了北京，他很快决定接受这起案子， “这个案子非常有典型性。”案子没有任何悬念，判得很快，当年12 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两家污染厂停止损害，赔偿养殖户经济损失560多万元。被告再度上诉，次年，江苏省高院维持原判。

　　情况却急转直下。过了两年，一切如旧，赔偿款一分未到。尤令王灿发惊奇的是，当山东省铁路法院接受养殖户的申请对被告进行强制执行时，发现被告 所在市、县两级法院竟于一天之内对两个企业下达了7份调解书，将企业的财产转移，导致无钱可以执行。至今回想此事，王灿发仍愤愤不平，后来他出面以中心的 名义上书最高人民法院，题目是《关于地方法院制造虚假文书的反映》：“法院竟然帮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逃避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使这些正义的人间化身彻底背 叛自己的角色和使命⋯⋯”

　　事情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一位副局长的督办下， “赔偿款最终全部执行到位，没有任何截留。”

　　另外一件也是大案子：福建省南屏县1721 人诉榕屏化工厂案，此案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为2005 年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南方周末》报道此事的标题为：《1643 名村民VS 亚洲最大氯酸盐化工厂》。这也是一个环境损害的典型案例，化工厂一方财大气粗，受害者一方人数众多，这个以种植毛竹的小村庄在1990 年至1994 年间，只有1人患癌症死亡，1999 年至2001 年的两年，17人死于癌症，成为轰动一时的“癌症村”。当时《新闻联播》记者前去采访，县领导多方搪塞，播出那天，全县强制停电。

　　案子打得艰难，拖了多年，直到2005 年5月村民们得到了一审判决：他们原本要求判赔1033 万余元，法院却只判赔24 万余元。村民再度上诉。12 月上旬，期待了多年的村民拿到了二审生效的判决书，一审判赔的24 万余元在二审仅变更为判赔68 万多元。王灿发耿耿于怀的是，这笔钱至今未能到位。王灿发总向人推荐一部好莱坞影片《永不妥协》，大嘴茱利亚•罗伯茨因此片获得奥斯卡影后，片中讲的也是 环境污染纠纷的真实案例，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律师打赢了3 亿美元赔偿的官司，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同类民事案件的赔偿金额之最。他又说， “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赔偿难，金额小。”王灿发是狮子座，他说自己外表开朗，但心事重重。他最得意的案子是潘家园南里居民状告北京市规划委，当时 是“非典”时期，北京市规划委批准卫生部的两个研究所在潘家园南里建动物实验室，作为饲养和解剖动物的场所，居民担心做动物实验时，细菌跑出来造成疾病传 播，便找到王灿发，提起诉讼，并最终胜诉。“这是北京市第一个老百姓告规划委并最终胜诉的案例。”他有些得意。

　　“我希望你们都能当法学院院长”

　　中国一年究竟有多少环境纠纷？王灿发给出的是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每年一度的环境统计公报的数据，仅反映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1999年就达到25万件，2000年甚至超过30万件，2001年则超过了40万件。

　　王灿发画了一条环境纠纷年度曲线，从1993年以来，曲线处于上升趋势，幅度越来越大，但相关的政策却没有发展。他也参与立法，曾主持和参与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及细则》、《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重大环境法律、法规起草及修改等工作。但这些法律、法 规里都没有涉及环境纠纷的内容，即使有，也是只言片语。目前法院接手的环境案件很少，老百姓更愿意上访而不是起诉，立法部门也就没有动力来制定相关法律 了。

　　每年春节，人大法工委都会邀请北京有影响的法学专家前去座谈，之前一直没有找《环境法》的专家。2005年，王灿发作为唯一的环境法专家参与座 谈，按资排辈发言，但最终也没有轮上他。王灿发说，“《环境法》在学界还缺少话语权。”每次讲课，他总开玩笑，“希望所有搞《环境法》的都能当法学院院 长，这样影响就大了。”

　　好消息是情况越来越好，同事侯佳儒之前学的是《国际法》，后来转学《环境法》，“在未来10 年，这会是一个热点。”侯佳儒说，学校正在计划将《环境法》研究单独拿出来，由王灿发挂帅，做大做强。“《民法》、《刑法》等和国外力量相差悬殊，而《环 境法》历史不过几十年，大家起步差不多，还有竞争的可能性。”对于《时代》杂志评选出的“环保英雄”头衔，王灿发也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至少代表着国际 社会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步、中国环境法治进步的认可。”

　　《时代》杂志将评选出的45 位“环保英雄”称之为“地球代言人”。开篇语写道：地球虽然是大家的，但它不会说话。地球不会为自己说话，因此必须有人为它说话。

　　王灿发援助的对象是处于环境纠纷中的弱者。他喜欢说的一个词是“制度”，研习班的讲课临近结束，他讲了个例子，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旁边是个制药 厂，一直受到废气污染，但努力十多年情况依旧。“谁都是弱者，真正好的制度就是保护弱者的权益，要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即保证任何人的权益不受非法侵 害。”

　　王灿发的学生写博客称其是偶像。记者追问王灿发谁是他的偶像，他思虑许久，回答是马丁•路德•金， “他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和平与平等。”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7日15:21 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