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中国城市社会企业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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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28 胡刚 张菁 杨国琼 点击: 3119

一 概况 （一）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社会企业还无统一的定义。英国是社会企业兴起较早的国家，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企业主要追求的是社会目的。其盈利主要用来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为了替股东或企业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扶贫委员会政府资讯中心）。 社会企业借鉴和利用一般企业的原理，借助市场的力量，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力量，实现包括消除贫困、解决就业、扶弱救残和社区发展等内容的社会公益事业大规模、高效率和可持续的发展。 社会企业的三个特点： （1）其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非赢利； （2）有经营活动并且经营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社会企业不同于传统NPO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资金来源。传统NPO主要依靠筹款而持续，独立生存的能力相对较弱，而社会企业能够自给自足，其经营收入是主要资金来源，但是也不排除募集资金； （3）所得利润不得用于分红。社会企业也是NPO的一种，这便是社会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地方。社会企业的利润不可以用来分红，而必须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 （二）中国大陆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简况 依据上述社会企业的定义，社会企业应该是非营利组织。根据中国民政部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管理系统提供的2005年民间组织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有31.5万家，其中社会团体16.8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4.6万家；基金会999家。现实中，还有许多在该统计数字之外的以工商注册的形式存在的民间组织。 “社会企业”在中国大陆还是一个新概念。目前，大多数民间组织比较缺乏经营意识，习惯于通过募款而非经营创收的方式获取资金支持。因此在NPO信息咨询中心数据库里面的1000多家民间组织中，能找到符合社会企业特点的为数不多。它们主要分布在养老、民办学校、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例如，由方嘉珂先生发起设立的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1998年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是一家拥有四座专业老人护理院和包括居家老人照料公司、老年病医院、老人护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清洁管家公司、老人营养餐配送公司以及老年用品公司等一系列机构的社会组织，其90%以上的收入来源都靠自身的服务收费和经营收入。另外一家典型的社会企业上海市妙心家政公司在工商注册，成立于2003年，主要致力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再培训的工作，并且特别重视辅导对象的道德教育和心灵启迪。目前，其主要收入来源全部依靠自身经营。 虽然到目前为止，完全称的上“社会企业”的机构并不多，但是可以看出，有一些民间组织已经存在向社会企业转化的趋势。这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 种是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机构。这类组织可能是直接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符合他们购买力的产品或服务；也可能是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涵盖社会弱势群体，然后通过 分级收费来服务于弱势群体。比如南宁的安琪之家是一家专门为脑瘫儿童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他们收取的服务费远远低于同类服务机构的最低标准。目前安琪之家 的经营收入大概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他们打破统一最低收费标准，采用分级收费，用高收入家庭所支付的服务费来补贴低收入家庭，将来就很有可能转变成一 个社会企业，使其可以通过经营收益自给自足。 第二种是通过发展公益产业来支持机构运转。鉴于目前民间组织的经济压力，一些机构开始尝试在服务范围之外开拓一些经营的产业。比如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服务的北京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中心，2005年开始购买了一片枣树林，通过爱心认购的方式，购买者可以在枣树成熟的时候来采摘。目前这一收入已经达到40多万，将近占到机构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一方式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还将继续发展这种公益产业以支持机构的发展。另外还有青海的吉美坚赞福利学校，也正在探索通过发展颇具当地特色的奶酪产业来支持学校的运作。 除 了上面这些民间组织以外，还有一些公益性很强的企业，比如北京金色啄木鸟节能环保中心。该企业致力于节能环保产品的开发、生产和使用，并推动垃圾分类、再 生资源回收和推广使用再生纸等惠及社会的工作。随着目前中国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有一些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个人，用经营公司的方法来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公 司的目的并非完全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相信随着对“社会企业”理念的逐渐理解和认识，不仅可以为那些具有创收潜质的非营利组织指明或者说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还可能使一些有经验的实业家们找到一个比捐钱更合适的回馈社会的途径。 （三）社会企业家在中国大陆发展前景 （1）资金来源单一和运行经费没有保障，已经成为困扰中国NPO的最重要的问题。社会企业的经营理念将会给中国NPO注入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2001年由NPO信息咨询中心组织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培训调研报告”显示，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以捐赠为主要资金来源渠道的，占58.4%； 政府拔款和会费次之；有偿服务等比较少。这一资金来源结构的后果，是NPO在资金方面过分依赖于其他部门，从而形成了发展的瓶颈。事实上，作为非营利机构并不等于不能盈利，只是收入所得不得进行成员间的分红，而必须用于公益事业。 （2）从法律角度看，我国很多草根NPO本身就是工商注册，他们具有企业化运作的先天的法律条件，所以，为什么不扬长避短呢？ 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在中国兴起也不过十余年，因而我国的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和免税制度目前还很难使很多草根组织得到合法身份和免税资格。很多草根组织都是在工商登记的，所以从法律地位上看，它们都是企业。为了保障机构的公益性、非营利性，这些NPO很少开展具有创收意义的经营活动，但是又无法被法律认可为公益机构而获得捐赠上的免税。这种身份上的缺陷恰恰为它们开展经营活动带来了便利。社会企业概念的提出正好可以解决这个复杂的身份问题。工商登记的身份将更有利于他们向“社会企业”转变。 可能存在的风险：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观念，可能会使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活动有一个慢慢被接受的过程。如果公益组织做经营活动，就很可能使公众怀疑它的公益性。同时，如何保证这种工商注册的社会企业做到不分红，也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二 案例 ——上海妙心家政及创办人黄绮军先生 众 所周知，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持续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为成就欣喜的同时，困难和挑战也接踵而来。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 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农村涌现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下岗失业人口激增。就业和再就业已成为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重 大问题，并且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 妙心家政总经理黄绮军曾在慈善机构服务多年，深切感受到农村及城市贫困群体缺乏知识、缺乏教育、缺乏机会的状况。2003年3月，他在上海创建了上海妙心家政服务有限公司（http://www.mopa.cn/），在全国20多个贫困或经济落后地区招募家政服务人员，希望通过心灵建设、教授技能、提高自信、帮助就业等手段，促使农村及城市的贫困群体改善生活。 妙心家政是集企业、学校、公益为一体的事业体，它的使命为：将利他精神带入千家万户，帮助农村失业人口和城市下岗人员再就业。企业文化为“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给人信心”。 妙心家政现有4家分店，员工8人，累计对约750位家政服务人员进行过培训；现有家政服务师约200名，登记会员客户约2000位。妙心家政的目标是在5年内通过连锁方法在华东地区开办100家社区分店（社区生活中心），并安置3000个农村与城镇下岗妇女就业。 作为一家公益企业，妙心家政在成立之初采用了工商注册的形式，目前正在申请NPO的资质。妙心家政通过自筹资金创建并运行至今，目前已经收支持平并有微利。出于创办的公益宗旨，妙心家政目前所获得的利润都投入到了企业运行之中，未来可能获得的盈利也将沿袭目前的做法。为了扩大扶助范围并提高扶助能力，妙心家政下阶段希望通过筹款计划扩大资金投入。 妙 心家政把家政服务人员称为“家政服务师”，为他们提供完整的家事技能培训课程，同时提供在职技能进修和提高，是目前上海唯一的“体验培训”。在培训中，妙 心家政注重家政人员的人格塑造和道德培养，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礼仪的熏陶，希望以改变学员的心灵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强调启发学员，以培养他们包容、感恩的心灵，并通过教授技能以增强他们的自尊、自信。 38岁 的家政服务师王红梅来自河北省一个小城镇，十几年前成为了单身母亲，而企业的不景气又让她不得不面对下岗失业的窘境。通过当地政府的介绍，王红梅来到上 海，进入妙心家政工作，不料对新环境的担忧和对女儿的挂念使她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妙心家政和黄绮军资助她求医问药，病愈后又帮助她适应新的城市、新的环境 和新的工作。现在，她已在妙心家政工作了一年多，她的女儿也由此获得经济支持而复学。王红梅说：“感谢黄绮军先生，感谢妙心家政给我再就业的机会，感谢妙 心家政这方净土让我栖身。我爱妙心家政，就像爱我相依为命的女儿。它使处于困境中的母亲们舒展了眉头，使失学的孩子重拾课本。我爱妙心家政，因为它是我真 正的娘家”。 作为一家家政服务企业，妙心家政为了使它的服务覆盖更广的地区，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推出了家政服务师网络视频介绍、多媒体网上家政学校（http://jzol.cn）等特色服务，给予客户以印象深刻的使用体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妙心家政在实践中创建了社区生活中心的模式，并以它作为主要的经营形式。目前，妙心家政共有4个社区生活中心正在运行中，运行半年以来，成效显著，广受欢迎。 社区生活中心是在城市小区附近租下100-150m2的住宅，供不超过15位家政服务师居住，并配备 1-2名 管理人员，向附近区域居民提供服务。这个模式在不影响服务的前提下，为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提供了更充分的个人空间，一方面大幅改善了家政服务人员的生活环 境和心灵感受，显著降低了家政服务人员的流失，另一方面也显著提高了雇主的满意度和信任度。社区生活中心推出后受到了服务人员和雇主两方面的好评和欢迎。 社区生活中心的模式易于推广复制，具有良好前景。妙心家政计划继续推广应用连锁这一模式，在5年内在华东地区开办100家社区生活中心。 妙 心家政创建至今遇到的困难主要在于：第一，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资金支持仍然不够，因此无法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建设以及社会宣传方面加大力度，导致 难以广泛、高效、高质量地拓展培训业务；第二，由于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中国尚不普及，难以吸引到合适的管理人员参与企业运作，导致企业管理混乱，资源浪费， 效率低下，影响了公司的健康发展。这两点也将是妙心家政未来发展的两个瓶颈。 在 访问中，黄绮军表示，这是他首次接触到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交流之后他表示，就他的理解，社会企业应该兼具公益性质和企业运作形式；社会企业家 应该具有利他心，有投入公益事业的热情，有管理能力，能够组织、领导团队工作。这两点使它有别于义工、慈善家和企业家。 他表示：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公益领域将发展迅速。随着公众精神需求的增长，中国社会精英群体投身入公益领域的数量渐增。在他看来，虽然资金经常是摆在眼前最明显的问题，但只是影响中国社会企业家出现和成长的主要困难之一。目前中国社会企业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有两个： （一）是否有坚定的信念，能否抵住现实的种种诱惑而不动摇。 （二）外部社会环境尚不成熟，不能提供足够的扶助。 谈到自己，黄绮军认为他选对了方向，希望能够为己为他人继续努力，让人生不遗憾。 三 建议 在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筹集困难、资金严重不足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和方法，对目前中国非营利组织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且现实可行的思想和方法。 “社会企业家”不仅对拓展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思路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而且，为那些有意愿在公益领域有所作为的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可行的选择。因此，“社会企业家”对推动中国公益事业，从而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 社会企业家”作为一个概念在中国还是比较新鲜的，但同时，中国拥有供其实质内容生根发芽的广袤土地。从初步的判断来看，“社会企业”在中国应该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所以，建议在中国开展相关的研究和宣传推广工作——近期目标：在中国非营利领域及企业界介绍、推广“社会企业”概念和方法。长远目标：使中国非 营利组织及企业广泛参与到社会企业实践中来，并且影响中国政府在政策法规方面支持“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Fang Jiake: Senior's Home

关于方嘉珂 返 回 发表日期： 已经有1248位读者读过此文 养老先锋——方嘉珂 老人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人类的繁衍与生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尊敬、爱戴、关怀和照料。他们的晚年应当是尊严的晚年、幸福的晚年。鹤童老人院的创始人方嘉珂正是基于“一切为了老人”的宗旨，把“替天下儿女尽孝，为亿万家庭分忧”作为天赋使命，殚精竭虑，历经10年艰辛，使鹤童老人院由一所变为5所，并创办了鹤童老年福利协会，使其成为拥有护理公司、餐饮公司、清洁管家公司、延安医院、护理职业培训学校、老年用品研究所和中国老人院网站等门类齐全的社会化、福利性的综合老年服务组织和服务机构。为我国民办非营利性的社会养老行业和老年产业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一、创业篇 方嘉珂，1954年12月生于天津。他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在小学，他是大队委；在南开中学，他是校宣传组的编报员和校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在宝坻县农村，他是知青组长；在天津中医学院，他是校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处级校团委副书记，是年29岁。后来，他辞去公职下海，创办了一个实业公司。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有谁料到，这位有着中医专业本科学士学位、已获得大学讲师资格、并通过“全国选拔出国人员考试（EPT）”、能在国外行医有大钱可赚的人，却选择了一个最普通、最不显眼的新职业——创办养老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一）触发回国办养老院的决心 1992年，方嘉珂接受奥地利克拉根夫市一名曾在中国学习中医的执业医师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奥地利做短期工作。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他在异国用中国的医术征服了众多患者，但最让他大开眼界的是他走进了那里的老人院，这使他产生了在国内办养老院的冲动。 奥地利是一个美丽富饶、人口趋于老龄化的国家，其养老水准堪称世界一流。方嘉珂在那里看到了国际上最高级别的养老护理业，眼前不由豁然一亮。他说：中国医生在那里接触最多的是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那里老年人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准，后来我总结出两句话：“保持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保持了老年人的晚年尊严”。触景生情，方嘉珂不由得回想起在出国前，他曾把89岁的老父亲送到天津的一家养老院。住了一段时间后，老人坚决不住，要求回家。他去了几次这家养老院，看到那里的管理确实不尽如人意。他想到，我们传统的养老院是建立在照顾“三无老人”基础上的，办院的理念不是追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是带有一种救济性质，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生活质量及工作人员的管理服务水平与奥地利养老机构有着很大差距。难道我们就不能办一所“奥地利式的养老院”吗？由此他萌发了回国办养老院的念头，并且一发不可收。 当时，方嘉珂的一位德国医生朋友在柏林开了一家中医诊所，盛情邀请他帮助管理这个诊所，开价很高，但被他婉拒了。有人劝方嘉珂，你在国外发展多好，然而他有自己的想法：一是他觉得给朋友打工不是滋味儿，怕把友谊染上“铜臭”。二是他自认为在国内有几十年的“资本”积累，这“资本”不是金钱，而是“人”，是那些信任、理解、能帮助他发展成功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同事。他相信，办一家自己心目中的养老院，会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支持。于是，他毅然放弃在德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 （二）创办天津鹤童老年公寓 1992年至1994年，方嘉珂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通过办教育、办商店、办餐饮娱乐业以及出国工作等手段，实现了下海创业的“原始积累”，开始酝酿更宏伟的目标——创办养老院。1994年12月，当他开始步入40岁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坐落在密云一支路的姜井医院对外招租，方嘉珂抓住这一时机，斥资60万元，把 这家占地面积一万平米、二百张床位的医院盘了下来，建起天津第一家民办的鹤童老年公寓。 “鹤童”这个名称是方嘉珂的一位中学同学与他苦思冥想反复研讨后，一天凌晨在电话中敲定的。当时，社会上人们对“社区服务”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概念性的理解上，天津市民政局的领导发现，鹤童老年公寓（以下简称“鹤童”）符合政府提出的大政方针。市社区服务中心对“鹤童”给予了支持。 建立“鹤童”，立即得到市领导的大力支持。时任天津市政协主席的刘晋峰为公寓题匾。1995年4月，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老龄委主任的鲁学政为“鹤童”成立剪彩，老同志石坚应邀担任名誉院长、天津市各部、委、办、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及著名护理专家王桂英、关小瑛等到场祝贺，并有多名热爱“鹤童”的人员加盟，成为“鹤童”的创始人。 王桂英——原天津市护理学会理事长、护理专家、第43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是方嘉珂妻子的老师。她非常热衷于养老护老，曾经有办“护士之家”的愿望，所以当被邀请加盟“鹤童”时，她欣然答应并身体力行，在“鹤童”连续干了整整三年。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才退居到“鹤童”名誉理事的岗位上。 值得一提的是石坚老人——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鹤童”创业之初，他就鼎立相助，担任了整整10年“鹤童”的名誉理事长。他捐书捐物常年不辍，逢节必到问寒问暖。《鹤童报》创刊时期他圈改的字迹如今还在。即便到现在，“鹤童”的大事他也过问。他实践着他那著名的口头禅：行善事者必长寿！ 原天津市民政局副局长王涛，是一位对社会福利事业有着浓厚情结的老同志。当他被邀请加盟“鹤童”后，马上乘“鹤童”的“大发”车到了现场。他以毕生从事民政工作的经验，指导“鹤童”创业之初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他不嗜烟酒的清廉作风，为“鹤童”工作人员树立了长者的风范，为大家所称道。 方嘉珂也记得，陆焕生——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慈善协会会长，连同他的慈善协会一班人马，与“鹤童”共同创办“天津市老人护理院”的岁月。陆老以他慈善的心肠，帮助初生的“鹤童”艰辛成长。他是“鹤童”第一任理事长，在任整整5年。他为“鹤童”的今天，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鹤童”的创始人还有许多，用方嘉珂的话说，他不过是一名“召集人”而已。创建“鹤童”之业，他感觉人少了不行。三支人马，一支来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一支来自专业护理界，另一支则来自学术界，合在一起，形成了“鹤童”的创业者团队。起初叫管委会，后来正式登记注册，成立了社团法人的理事会。1995年11月，鹤童老年公寓与刚成立的天津市慈善协会联合开办天津市老人护理院，开始挂起“鹤童老年公寓”和“天津市老人护理院”两块牌子，后来将其合为一体，更名为“天津鹤童老人院”。 二、管理篇 “鹤童”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始于建院不久，面对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职业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靠什么来进行管理？靠制度。方嘉珂去书店买了一批书，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苦读，吸取国内外人事管理的经验，结合自身的情况，写出了迄今为止仍在继续沿用的《鹤童人事管理规章》。可喜的是，它已被劳动部门认可；可惜的是，当时立即就有人剽窃，差点儿导致一场官司！ 方嘉珂请德国护理专家马克到“鹤童”培训员工。马克对方嘉珂说，你整个的管理模式、岗位设计、工作安排包括三班倒，怎么跟德国的一样？马克哪里知道，当年方嘉珂来到德国一家养老院，扛着摄象机24小时不休息，将护理员上三班的实景全录了下来。通过与我国养老院的护理对比，方嘉珂发现我国养老院的护理属“保姆”式的；老人睡了，护理员也睡，老人醒了，护理员也醒，老人拉了尿了，护工再去弄，这是一种“倒置”型的服务。而鹤童在吸收了德国的先进护理经验，采用“前置”型的服务。而鹤童则吸收了德国的先进护理经验，采用“前置”型的服务，譬如没等老人拉尿，就先提醒老人拉尿。方嘉珂到日本交流，他们一听说“鹤童”学的是德国养老院的管理模式，就没说的了。原来，日本养老院也是学德国。 方嘉珂对护理人员实行了人性化管理。单单在如何为护理老人的人员定称谓的问题上，方嘉珂就费了一番工夫。那时，护理老人的人员有叫“护工”的、有叫“保姆”的，香港叫“起居照顾员”，日本叫“介护士”，德国叫“帮助人的人”。他感觉较体面的、有尊严的称谓就是“护理员”，因为它不同于医院的“护工”和家庭的“保姆”。而这个称谓恰巧与今天国家“养老护理员”的职业称谓相衔接。鹤童很早就给员工上“三险“，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工资连年上调。 在谈到建章立制时，方嘉珂说：有趣的是，不少骨干分子学到了“鹤童”的管理模式后就走了。天津市很多养老院包括组织者、业务骨干，不少都是从“鹤童”出来的。我开始想不通，觉得他们背叛了“鹤童”。现在想通了，因为毕竟他们是在“鹤童”学到的东西，他们把它带到社会各处，整个社会养老水平不就上来了吗？对于社会化养老，“鹤童”要起一个促进作用。你之所以立得住脚，就是因为人家看你是从“鹤童”出来的，有真本事。使他引以为荣的是，“鹤童”出去的人工作都好找。有些人还以“应聘”的名义到“鹤童”“偷艺”——学习几天就走。对此，他说没关系，“鹤童”年年都在进步，年年都有新东西，只要“鹤童”不断前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比如最近“鹤童”搞的矩阵式管理，养老院的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全部用图表体现，引用的是美国管理模式。我们把老年人的护理分为7个等级，在早、中、夜三班人员的配比上，根据老人人数与护理等级的增减，用计算机不断进行护理人员配备的调整。财务实行了预算化管理，各部门效益单独核算。 三、理念篇 （一）“一切为了老人”的办院理念 “鹤童”开张伊始，方嘉珂就把天津著名书法家——他的南开学长曹柏昆请到了“鹤童”题词：“一切为了老人”。不久，“替天下儿女尽孝、为亿万家庭分忧”的对联就挂到了“鹤童”的前厅。这一提法已被广泛引用到全国。 “鹤童”成立之初，方嘉珂就写下了“老人是什么”的理念：对老人院而言，老人永远是最重要的；老人并不依赖我们，而我们却得依赖老人；为他们服务是我们工作目的；老人召唤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不能让他们等候太久；老人应该受到尊重和得到全面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失去他们我们就只有关门的份了。 “鹤童”成立之后，方嘉珂又写下了“员工谨记”的理念：“鹤童”一个员工一时一会儿的疏忽大意，都将导致全体员工全部工作的前功尽弃。他提出的“让躺着的老人坐起来，让坐着的老人站起来，让站着的老人走起来”的护理程序，和“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保持老人的晚年尊严”的护理目标，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正是这种“一切为了老人”的办院理念，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护理专家王桂英说：1994年我认识了方嘉珂，感觉他年轻有为，勇于创新，富于思考，执著认真。他那一切替老年人着想、一切从老人的利益出发的思想，与我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当时我已70多岁了，但我非常愿尽义务，无偿帮助他办“鹤童”。初创阶段我们曾一起克服困难，方嘉珂早来晚走，从不休息，事无巨细，一切都亲自过问。如对吞咽困难老人和大小便失禁老人，他都亲自培训工作人员如何去做。仅从安排老人浴后涂抹护肤品这件小事儿，就足以看到他是如何在细微之处关爱老年人。善待员工也是他闪光的一面，比如年终发双薪等。“鹤童”是民办机构，没有政府的拨款，由于“鹤童”长期坚持不营利的做法，按成本定价，至尽仍未摆脱亏损。方嘉珂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当今的中国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多啊！ (二)非营利养老机构的理念 1996年6月，“鹤童”成立一年后，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刚卸任的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到鹤童老人院视察。当即他就具有前瞻性地指出：“鹤童”所走的社会化养老是中国未来养老的必由之路。国办养老机构不能再办下去了，国家不能再自己办自己管了。而在当时受“一大二公”的思想影响，人们对此并不能完全理解。之后，崔乃夫派有关专家不断地对“鹤童”的发展进行点拨。可以说，“鹤童”的发展壮大，是这些专家引领与指点的结果。 “鹤童”的性质问题，当初谁也说不清。专家提示方嘉珂，要做社团登记，因为这种模式在国外很普遍，中国香港的养老机构多数也是社团法人在办，决不是私人机构。方嘉珂效仿国际通行做法，进行了社团登记，将“鹤童”定性为民办、公助、社会共有（即机构所有）的公益性养老单位，使之成为一家自收自支、社会化管理、公开化操作的非营利性机构。可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方嘉珂起初建院的60万元投资等于无形中捐给了机构。在产权利益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方嘉珂毫不顾及个人的得失。这种机构还在哪里呢？方嘉珂开玩笑地说，假如有一天，我突然不存在了，“鹤童”也不会受到影响，几小时以后，理事会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方嘉珂”来主持工作。决不会像有的私人企业，老板一闭眼，其他人打成一锅粥，把财产分抢一空，最后导致企业消失。 1997年，由民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非营利机构专家评估组，来到“鹤童”，进行“非营利机构”的评估。当时对非营利的“营”究竟是“赢”或是“盈”的确定，着实争论了一番。“鹤童”最后被学者确认为“组织效果较好，社会效益甚佳”的中国首家非营利机构。“鹤童”的投资人是社会各界，“鹤童”的产权属公共所有。“鹤童”依靠了一批志愿从事老年福利服务事业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社会精英、专家学者而起家，“鹤童”不姓“私”，但也不姓传统意义上的“公”。“鹤童”的产权模式在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比比皆是，譬如中国香港的“东华三院”、日本的“芙蓉会”、美国的“孟尝会”等。“鹤童”由此成为一种福利的、公益的、慈善的、没有功利心的机构，成为我国养老机构的未来。“鹤童”被国家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政府部门所认可，从此在一个全新的发展层面上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建民教授对方嘉珂非营利养老机构理念的评价是：我认识方嘉珂在1997年，当时他到南开大学进修老龄研究方面的知识。以我所闻所见，当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在为如何应对我国老龄挑战进行学术探讨之时，方嘉珂与“鹤童”却已饯行，我佩服其乐善之心，乐善之行；当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尚就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性质等问题进行政策研究时，方嘉珂与“鹤童”却已先行，我叹服其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我国民办养老院服务规范和标准尚未制定之时，方嘉珂与“鹤童”却已先行，我折服其律己之严，待老人之厚；当我国非营利养老机构尚处萌芽之时，方嘉珂与“鹤童”却已走出津门，并将社会养老先进服务理念和管理制度推向社会。 护理专家马荫楠的评价是：面对快速到来的老龄社会，方嘉珂具有超前的意识，社会化养老他是率先者。他立意新、起点高，在政府没有给钱的情况下，办非营利养老院，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护理教育也还是空白。我曾亲眼目睹方嘉珂给老人洗澡，亲自实践和摸索，像他这样高学历的人这样做实属难得！他为国家起草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标准，使其成为了一个新的职业；他曾亲自培训扶抱搬移老人，显示出服务的人性化；他还研究开发了匀浆膳营养液。他心中始终装着老人。 四、发展篇 “鹤童”初创阶段举步维艰，天津市委、市政府对“鹤童”的发展始终给予了特殊关注。10年来，先后莅临“鹤童”的市里领导有：张立昌、刘晋峰、鲁学政、石坚、陆焕生、李盛霖、宋平顺、夏宝龙、李中垣、张再旺、吴振、方放、肖元、黄炎智、张绍宗、李长兴、许明、刘曾垣、何国模、刘文藩、武书昌、赵克正、刘红升、王文华、张云龙、散襄军、李宝金、只升华等同志。领导们的陆续到来，给在困境中挣扎的“鹤童”带来了希望。方嘉珂非常珍惜党和政府的关怀，他感觉在他背后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支撑着他，他无法改弦易辙，只有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国内外的许多企业和个人纷纷捐款捐资，扶植“鹤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95年到1997年，鹤童完成了组织结构的调整，开始大踏步前进，逐渐成为全国学习的“社会化养老”楷模。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那一年“鹤童”的发展全面提速——4月、5月、6月、7月相继建起天津的3个院和北京的1个院。转年4月份，“鹤童”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基层养老单位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会上，方嘉珂作了题为“鹤童民办非营利机构的发展之路”的大会发言，引起强烈震动。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仍是国家拨款建养老院，国家管养老院，一些边远地区甚至还不知道民间可以办养老院。 广州会议后，“鹤童”成了天津乃至全国老年事业发展的光荣象征，全国各地来“鹤童”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面对参观者的称赞声，老同志石坚及时提醒方嘉珂别让“鹤童”被“参观垮了”。老同志的话语如一针清醒剂，使“鹤童”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战战兢兢”地前行。 2000年至2003年，“鹤童”围绕养老问题，多部门、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了系列化推进。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从教育入手，在1998年创建起全国第一所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学校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被授予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认证机构的资质认证；从老人的伙食入手，建立起老年营养研究室；从医疗入手，创办了天津延安医院，并请来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资深医学专家李竞坐堂；从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入手，成立了老年用品研究所，与德国建立了业务往来。为拓展健康老年人的服务领域，早在1998年就成立了“鹤童之声合唱团”。 对“鹤童”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作了如下评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领域发生了巨变，巨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顺应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需要。近10年来崛起了一个崭新的产业——老人院产业，方嘉珂堪称这个产业的领军人物。10年前，为了探索中国的老年福利事业，方嘉珂率先创办了民营的天津鹤童老人院。难能可贵的是，自创办始，他就选定了一条艰难的非营利机构成长之路，本可为自己和老人院集团的职工牟利的许多大好时机都被他自觉放弃，10年来始终坚持以成本定价、向老人让利的非营利运营模式。办一个院时是如此，形成鹤童产业集团时还是如此。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专门服务于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专业护理老人院集团，“鹤童”最大的难题是收费不敷成本之需。据国际经验，护理老人院最受社会欢迎但运营成本最高，每年至少需要政府投入三分之一的经费。“鹤童”却在10年来基本上没有政府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运营至今，而且因优质服务获得了老人和家属的一致赞誉。可以说，“鹤童”已经走出了一条将国际护理老人院经验中国化的道路。这是方嘉珂锲而不舍地学习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国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技术，并在“鹤童”坚持社会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 五、成绩篇 （一） 创造了几个全国领先 “鹤童”不仅为天津养老行业的发展闯出了新路，而且为全国养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鹤童”启用城市下岗女工从事养老护理业在全国领先，这与方嘉珂引进德国“让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照顾老年人”的理念有关。他反对让未经过培训的外地人直接做养老护理员，他的做法与政府要求安置“4050”下岗人员再就业的政策完全相符。在今年4月召开的“4050与鹤童10年”研讨会上，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散襄军听到鹤童干了10年的安置下岗女工的再就业工程，替政府分忧，做了那么多贡献，夸奖“鹤童”：“既解放了生产力，又创造了生产力”，当即决定拨款10万元支持“鹤童”。 方嘉珂在日本发现有专门培养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学校，回国后，申请注册了“鹤童老人护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全国居首。6年来该校面向全国，进行养老护理员的培训和职业资格的鉴定，推动了我国养老护理人力资源开发的进程。2000年，学校开始承接中华慈善总会的任务，举办“全国民办老人院院长培训班”。首期全国班大获成功，第二、第三期也在2002、2004年相继成功举办。 方嘉珂还参与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制订。说来也巧，制订这个职业标准的建议，竟是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标准》的初稿首先在上海完成，在充分采纳了全国各地代表的意见之后，最后由方嘉珂执笔完成。至此，我国的养老护理职业终于有了标准，实现了零的突破。 接下来，按照《国家标准》编写《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由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与事务副司长担任主编、方嘉珂任副主编的编辑组宣告成立。在上海、北京、陕西等地分别编写的基础上，由方嘉珂最后统稿完成。全书80余万字，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专门用于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教学的权威教材。 2004年9月，“第二届全国老人院院长论坛”继续在首都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养老机构与意外预防及对策。如果说上届论坛是务虚，那么本届论坛则是务实；上届论坛是宏观，那么本届论坛就是微观。“鹤童”继续接受中华慈善总会的委托承办本届论坛，方嘉珂在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人员将论坛称作是“星火燎原”，“聚起来是一团火，散开来是满天星”，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民办养老行业的发展。 （二） 老人满意是最大的成绩 面对荣誉，方嘉珂认为：“金杯银杯，不如老人和家属的口碑。”只有老人满意才是工作的最大成绩。 “鹤童”有一个对老年人满意度调查的工作设计，即在每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全体老年人对环境卫生、服务态度、护理工作、设施设备和伙食水准等方面意见与建议的征求，迄今已经整整坚持了10年。每月的调查反馈表，方嘉珂都亲自审阅、统计并亲自处理。他还建立了一套意见与建议的回复流程。“一直要跟踪到提意见与建议的老人满意为止，”这是他追求的工作目标。 “鹤童”还有对工作人员职业生涯的设计，因为方嘉珂深知：老人满意的前提是工作人员也要满意。譬如坚持8小时工作制、实行年假制、全年13个月工资制、年薪制，为有困难的员工调整工作岗位或地点、双月员工联谊、不间断的带薪培训、鼓励外出进修等一整套“福利拼盘”，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使老年人满意度不断提升。 一位家属在感谢信中写到：我父因一氧化碳中毒，经环湖医院治疗后来到贵院疗养，贵院从院长到护理员对工作精益求精，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心，深深感染着我们。尤其是许多护理人员不怕脏不怕累，为老人洗脸、理发、刮胡子、清洗全身、更换尿布，为老人奉献了一片爱心！ （三） 成绩背后的巨大付出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努力学习的10年。在此期间，他曾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受教于中国人口学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李建民教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人口经济学”的知识，从理论上把人口老龄化搞明白。他的研究生论文是对我市城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调查，曾被相关报刊转载，并应用到工作实践中。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苦苦追索的10年。在此期间，他把先进国家养老护理行业的发展模式不断引进，结合国情，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非营利机构发展的“鹤童模式”。从组织结构到管理体制，从工作流程到工艺流程，从质量管理到员工管理，处处都在体现着“比较的优势”。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不断创新的10年。当他在德国初次看到老人使用一次性纸尿裤时，中国的老人还在使用传统尿布，他下决心引进它。他把世界上最大的老人纸尿裤厂家——德国保赫曼公司负责人说服，公司曾派专人来“鹤童”现场展示。现在，保赫曼中国公司总部已设在了上海。而“鹤童”早在1997年底就停止使用传统尿布，重塑老年人晚年的尊严。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激情永驻的10年。在德国，他曾马不停蹄地在一个月里奔走了10个城市、30家养老院。在奥地利、日本也是如此。他对游山玩水全然不感兴趣，而对各种新设备、新技术充满了好奇心，并将其先后引进“鹤童”。他崇尚“拿来主义”，认为“模仿”是最迅捷的成功之首。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战战兢兢的10年。有人曾评价“鹤童”是“惨淡经营”。的确，“鹤童”10年的财务状况始终处于这个状态。因为“鹤童”锁定的服务客户基本上是“穷老人”，而“鹤童”追求的服务水准却是“国际标准”，这一低一高造就了所谓利润空间的“缺口”，因此财务紧张总是“鹤童”面临的大问题。为此方嘉珂绞尽了脑汁。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痛苦的10年。他在营造克服困难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内环境方面，较为得心应手，但在影响和改变外环境方面他却很无奈，最大的无奈莫过于“鹤童”的所作所为有时出现“冒进”时。尽管历史已经说明，社会进步常常需要付出“试验”的代价。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苦恼的10年。他对中国养老行业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太少、发展太慢感到苦恼。他认为那些靠政府拨款并且运营成本很高的所谓非营利机构，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机构。社会上一些人对“鹤童”所谓“非营利还收费”的议论，他认为是“信息不对称”所致。他深感这个领域里“扫盲”任务很繁重。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永不言败的10年。他最大的动力来自“鹤童”这个学习型组织本身。“鹤童”的理事会年年月月开会“把关”，“鹤童”的理事们支持他、信任他，给他“空间”让他干。他有一支跟随他工作了10年的团队，以及几百名忠诚的、志愿服务的员工。“成败乃平常”，只要使命明确、目标明确，这是他的心态。 “鹤童”的10年，是方嘉珂不惑的10年。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白人生的真谛，一切都应该先尽最大努力，然后顺其自然。中医的经历和人口学的学历，使得他为人处世追求“中庸”，将不卑不亢、不骄不馁、安于清贫、甘于寂寞与天道酬勤、君子自强不息的追求集于一身。 摘自《天津老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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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Conde Nast Traveler Environmental Award Winner: Wu Lihong

Winner: Wu Lihong
Devastating pollution in one of China's largest lakes prompts a small-town salesman to take action. Dorinda Elliott reports on his perilous path

Wu Lihong and fellow environmental activist Chen Faqing used to joke about going to jail. The two grassroots warriors, farmers born in villages surrounded by rice paddies in Jiangsu Province, knew that they were taking huge risks by challenging the local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polluting the nearby rivers that feed Lake Tai. As a boy, Wu swam in the enormous pristine lake, which was exalted by Tang dynasty poets. Painters and scholars on their way to the teahouses in Hangzhou used to stop on its beaches to rest, inspired by the majesty of the craggy shoreline and the waters lapping against bamboo forests. But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lake's poetic past has been symbolically washed away in China's new commercial frenzy. Today, the 935-square-mile lake, the lone source of drinking and bathing water for two million people,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s most industrialized region—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and the joke between the two friends has become a harsh reality. In April, Wu Lihong was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extortion, and in August, he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A month earlier, while Wu was still awaiting trial, I went to a village near Lake Tai, where Chen showed me plastic bottles of polluted lake water collected by his friend before the arrest. "People like Wu are pushing for real change in this country," Chen said, shaking the bottles filled with brown, yellow, black, and even orange water. "He raised awarenes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ere, but we are up against rich corrupt bosses and officials."

The next day, at Turtle Head Park, where I boarded a ferry with dozens of Chinese vacationers, the lake water along the beach resembled thick, oily paint. The color was an eerie neon green. "What's that stinky smell? It's disgusting!" uttered one tourist from Sichuan, who had come with her son on summer holiday. A fishy chemical odor was wafting up off the lake. "Blue-green algae," said a local tourist. A tour guide told u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fix the problem, but he was afraid the cure might kill all the fish in Lake Tai.

Karen I. Tse: Legal Reform in China

The legal system's quiet revolution

By Karen I. Ts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riday, February 11, 2005

Justice in China I

GENEVA This week's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honored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an auspicious time signifying achievement and new hopes. But while one of China's achievements, its economic success, is well known, another transformation has received far less attention: a revolution in legal rights that has a groundswell of popular support and is poised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to completely reshape Chinese society.

The two are in fact related: Economic progress and globalization are major forces that help explain the legal changes that are afoo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China's desire to play a more prominent global role through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osting the Olympics in 2008 and the like - has thrown a spotlight on its criminal judicial system. The rule of law in support of contracts and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and property, among other things, is a cornerstone of economic progress and a stable social system. Importantly, as in the opening of the economy under Deng Xiaoping in the 1980s, the overarching strategy has been provided from above, but there is flexibility in how to achieve the country's goals on the ground, where there is greater local, hands-on knowledge.

In a little under a decade, China h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2,800 legal aid centers - an unprecedented accomplishment for any country - whose basic mission is to provide fair and competent legal representation to all of China's citizens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gender or economic status. Given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information campaigns and roundtables on new laws, Chinese from all levels of society - government, law enforcement, lawyers, and ordinary citizens - have embraced the basic concepts of leg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se developments, in turn, have created a very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China's growing body of law and demand that it is better enforced.

Though many laws already exist on the books - covering the rights of defendants and prisoners, and the safety of lawyers - they are not always upheld, particularly in rural and remote regions. Indeed, there have been complaints that lawyers sometimes 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very abuse that they are fighting against.

Part of the reason has been a lack of education about new laws, and a sense of professional isolation (and indeed intimidation) among lawyers, who are reluctant to insist on their enforcement. Aware of this,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with an outpouring of backing from China's own indigenous legal community, have welcomed the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players who will work with them in reaching their goal of establishing a country ruled by law.

My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Bridges to Justice, was invited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n 2001 to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id and defender services. Our experiences suggest the range of efforts China is undertaking.

In December, for instance, in our joint project with Peking University, more than 3,000 students,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from 14 of the most prominent law schools nationwide, organized a "Rights of Detainees" campaign to "publicize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enhance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Another joint project, with National Legal Aid of China, involved the creation and nationwide distribution of 500,000 posters and brochures describing the new leg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including versions in Chinese, Tibetan, Mongolian and Uighur.

Local legal aid lawyers in Tibet took it further, partnering with local police and prison officials to visit prisoners and explain their legal rights. In Guangxi, local theater troupes created a Chinese-style opera that they performed on the streets to illustrate new rights of Chinese citizens.

Not all of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s, however, have been easy. In one of a series of roundtable meetings among lawyers, prosecutors and judges, lawyers spoke of intimidation by the judicial system aimed against lawyers themselves. Indeed, at one meeting, a prosecutor broke the ice at a tense moment by exclaiming: "Perhaps we need a lawyer to defend the poor prosecutors here!" Some judges, put on the defensive, replied that they were not trying to hurt lawyers. As the frank dialogue ensued, some people were moved to tears - yet many bridges were built.

China's' legal reforms will not be completed overnight, but the door has been opened for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country in this process. As one lawyer remarked poetically after our international training session in Gansu Province, "It is medicine for the heart, a fresh wind in the desert."

This support is critical, and it is up to us a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ave the courage to respond. In this auspicious Year of the Rooster, Chinese citizens are sowing the seeds of hope for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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